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凌晨两点的时候下厨给我做吃的！这还没完。“明天我们去马埃斯特腊山，中午你们想吃什么？”卡斯特罗问道，“烤猪肉和树薯怎么样？”又是一场马拉松采访啊，我正被这念头弄得一时语塞，直到迪克·里克特捅了捅我，我才清醒过来，连忙点头称是。

当我们回到酒店，已经是凌晨三点。迪克给鲁恩打电话，恳求他延长节目时间。待到我扑倒在床上时，半小时的《特别访问》已经变成了一个小时。次日上午九点，我的电话响了，总司令将在半小时内派车来接我。让人瞠目结舌的是，那是一辆吉普，而司机正是卡斯特罗本人，宾馆门口的几个游客惊愕地瞪圆了眼睛。这绝不会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旅行。我们登上卡斯特罗的专机，飞到圣地亚哥去。这是古巴的第二大城市，1953年，卡斯特罗率领起义军在此发动革命，对抗独裁者富尔吉尼奥·巴蒂斯塔。六年后，革命成功，二十四年后，这些游击战史为我带来了职业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几天。

“过来，芭芭拉，坐我旁边。”在机场，当我们第二次钻进吉普车时，卡斯特罗对我说。他再次亲自手握方向盘，带我们翻山越岭，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这里是他的革命军的秘密基地。他一只手抓着方向盘，一只手里夹着雪茄，挥舞着。他的翻译胡安妮塔挤在后座，身旁还坐着他的两个革命时期的战友。我们在崎岖的山.上颠簸着，一路走了六个小时，他不时指给我看，哪里曾是昔日战场和伏击地点，哪里曾是游击队的宿营地。摄像师们坐在后面几辆吉普里，跟着我们。

当车子开过因雨暴涨的山溪，卡斯特罗就把原先放在仪表面板上的硬糖罐子递给我，每到一处，他都会从里头拿糖出来，分给簇拥到他身旁的孩子们。他也把左轮手枪递了过来，我的任务是把糖罐和手枪举过头顶，免得被溪水溅湿，还有就是跟他学“快乐的牧羊人”的歌词，他总是用西班牙语大声唱，唱得走了调儿。回头想想，这真是我这辈子里最快乐的一次乘车经历。

暮色低垂的时候，我们抵达了他的山区度假营地。那里有很多座小木屋，我们每人都有独立房间，干净的毛巾、滚热的水，还有带马桶的厕所。晚餐时，我们尽情畅饮阿尔及利亚红酒，吃连着头的烤乳猪，高声谈笑，和卡斯特罗讨价还价，他开玩笑说，他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服务，可是要收费的。

大家轰地一下笑开了。汤姆·卡普拉告诉他，我们不能按演员身份付给他钱，因为他演得太糟，他会在中途停下来跟孩子们说话。卡斯特罗提议，可以把他当导演或是制片人看待，我答说这两样他做得也很糟。“你带我们趟过沼泽，如果这是你当导演的主意，这可不怎么样。还有，别认为自己是制片人啊，因为我们浪费了好几个钟头，却什么也没看到。”

我们最终决定把他当司机看，并且付给他五美元。他接受了。汤姆随即写了一张收据，日后拿回ABC去“报销”：“司机费用，付给菲德尔·卡斯特罗，五美元。”卡斯特罗大笔一挥，签上了名字。我敢肯定汤姆现在还留着这张纸哩。

每当我回想起这次旅程，这次深入到卡斯特罗个人世界的旅程，我就知道，此生再难有这种机会。极少有世界级的领袖愿意抽出这么多时间，或是对记者们如此敞开心胸。我们碰对了时机，卡斯特罗想阐释自己。此外，他也喜欢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佩服他们的效率，喜欢他们的幽默，此外，我觉得，还因为他们不参加罢工。古巴人民从不罢工。我猜他也很喜欢我。这倒不是因为他在言语上或举动上有什么不一样，而是因为这趟山中之旅不是每个记者都能享受到的待遇。再说，卡斯特罗只会说一点点英语，他说的每句话都要经过胡安妮塔，而她从不离开他左右。

接下来，我们离开了哈瓦那。我在佛罗里达稍作停留，看望父母和姐姐。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去养老院探望父母，心里那种震撼都是难以言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