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男人毫无疑问在基因遗传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在生产创造活动中成为主导力量，在社会生活中掌握了财产分配权。简单的供养制配偶关系，便自然而然地嬗变为财产式婚姻家庭关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排他的父权制配偶关系。

这是人类社会又一个重要的游戏规则——婚姻制度。婚姻成为获得性交权的制度化通道。一个男人有多少财产便可以缔结有多少配偶的婚姻。这较之于动物的雄性格斗原则，无疑是一大进步。

但人类社会却把这个原初的“进步”操作得过于长久，以致它早变成了落后：直至20世纪中期，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家庭仍为一夫多妻制家庭。也许这一事实部分地证明了社会生物学派的看法：具有天然性优势的男人，强烈地倾向于占有多配偶。如果这个看法多少有些根据的话，那么女人最初渴求多配偶的行为，则因为动机的消失（即希望通过跟更多的男人性交以获得充分的供给），随着财产式婚姻的缔结而变得没有必要了。所以，当男人出于天然欲求尽其可能地扩充着性伴数量的时候，女人并无多大痛苦就接受了不公平的“专一”要求。

尽管社会生物学派的观点引起了激烈争论，并且受到了当代女权运动的严厉指责，但他们的相当一部分看法确实有助于廓清这样一些问题：人类迈向农耕时代之初，父权制家庭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紧接着，父权制社会又是如何运行起来的。除此而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婚姻，也被凸现出来。由此至少可以发现，婚姻在一开始就是获得性交权的制度化通道，同时也是男人纵欲的橡皮图章，还是女人寻求生存庇护的天然良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