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汤的仕途以其华丽而且煊赫的事功伴随武帝即位时间的延展而迅速向上攀缘，穷治陈皇后巫蛊一案已显露出其超常的治狱才能，随后与赵禹更定律令助他成为帝国廷尉、备位九卿，淮南、衡山、江都三次大狱将诸侯王驱逐出政治舞台，廷尉任上严格依据儒学之道断狱理刑，自然深得武帝的欣赏。

时任丞相的儒生公孙弘（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起任职）也对张汤有由衷的赞誉。公孙弘死于元狩二年（前121）三月戊寅，当月壬辰，御史大夫李蔡接任丞相；张汤在来年的元狩三年（前120）三月壬辰接任李蔡空出的御史大夫一职，更进一步侧身三公之列，同时也达到其毕生官职的顶点。然而步步高升并不能总是为张汤赢得足够的尊重，事实上，他并不见容于本朝诸多官吏。

其中一位正是不敢与周阳由同车的汲黯。汲黯位列九卿是在建元六年（前135）由东海太守升任主爵都尉，其时的公孙弘、张汤尚为京师小吏而难入其法眼。早就高位的汲黯，无法逆料自己将从此滞留主爵都尉一职长达十一年之久，起步较晚的公孙弘与张汤却在这段时间渐次升迁至九卿一级，地位被后来者追平的汲黯心理极度失衡。再后来公孙弘出任丞相、获封侯爵，张汤升任御史大夫，汲黯先前的副手中也不乏升迁到与其平级甚至已经超越他的人，这就不能不叫他有所怨望。深感自尊受辱的汲黯甚至当面抱怨武帝的用人之道，“陛下用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武帝对老臣的抱怨沉默以对，从此开始厌恶汲黯，“人果不可以无学，观（汲）黯之言，日益甚矣”。

如果说“（汲）黯又非毁（公孙）弘、（张）汤”乃是其人心胸不够开阔所致，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巨大观念差异。

汲黯一次当着武帝之面言辞激烈地责问张汤，道出了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公（张汤）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何空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而公以此无种矣！”其后汲黯又曾对大行李息言道：“……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重。”

再考虑到即使廉洁如赵禹汲黯也颇有微词，那么，这一切就并不仅仅是对张汤的人品不以为然，也正因为此，万不可将汲黯的抱怨简单理解为个人仕途不得意后的狭隘之举。诸如此类的深刻根源，在于信奉黄老之学的汲黯，反对张汤和赵禹为代表的文法吏通过严刑峻法、公孙弘为代表的儒生官吏通过尊崇儒学来颠覆本朝立国以来一直坚持的黄老无为而治的国策。汲黯与张汤参与朝廷论议，张汤的着眼点常集中在严格解释具体的法令条文，汲黯并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果然。必（张）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视矣！”

但这依然不是问题的全部，张汤与汲黯的争吵预示着，本朝文法吏官吏与儒生官吏逐渐取代黄老学派官吏，并从此拉开了文法吏与儒生两大官吏群体数百年争夺的序幕。当然，张汤与汲黯两人都不可能理解到这一点。

本朝立国直至景帝时期，立于朝堂而遍布郡国的几乎完全是纯粹的文法吏。高后时颁布的《秩律》中详细罗列出帝国二千石官员的排序，御史大夫居于首位，掌管刑辟的最高司法官吏廷尉紧随其后，而掌管宗庙礼仪也即礼乐教化的奉常仅列末席，清晰呈现出秦汉帝国“以刀笔吏治天下”的精神与现实{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