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陈晓对永乐与大摩的对赌一直予以否认，同时表示，“是自己将永乐托付给了黄光裕”，然而2006年黄光裕、黄俊钦兄弟也因为中行骗贷案被有关方面调查，这也给陈晓很大的压力。

然而随着黄光裕的种种活动帮助自己摆脱这次调查，国美、永乐的合并得以顺利完成，但是在外界看来陈晓从老板变成了职业经理人，而且这次的寄人篱下颇有点韩信“胯下之辱”的感觉。

如今陈晓在国美电器遇到了大股东的反击，其对当初进入国美的决定又是否后悔呢？对此陈晓告诉笔者，做了就不会后悔。

值得注意的是，在6月24日接受笔者采访后，陈晓20多天没有再接受媒体的采访，直到7月15日，陈晓与王俊洲一起接受了《中国企业家》杂志的采访，以下是采访整理：

记者：竺稼等三人进入董事会，为什么黄光裕突然反对　还会发生类似的意外事件吗　

陈晓：投反对票这个事我们不去评价。在一个特殊环境、特殊阶段之中，说他(黄光裕)的思维完全是正确的，这个很难讲(具体)，我也不是太清楚，因为我跟他也没有办法交流。但我们该不该接受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是从公司的整体利益去考虑很多问题的。企业好，是所有股东的共同心愿;企业好，股东不喜欢没有道理。

记者：你和王俊洲的分工调整，对你有什么影响　

陈晓：我们更像是长跑，首先要有方向，其次是路径。要看哪个路径最合理，然后是每一步能不能真正跑过去，就剩一个执行了。所以我感觉，把握方向和路径的选择是我最根本的工作，至于说谁在领跑，推动这个企业跑到哪个地方去，应该有一个分工了。

我和王总之间共事也有三年多的时间了。王总本身在国美那么长时间，在执行力方面也建立了很多东西，包括对整个业务的理解，公司发展整个过程的参与和未来公司战略的探讨都很清楚，所以王总推动未来公司战略实现应该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记者：国美的“狼性基因”，是否正在因为你的管理手段而改变　

陈晓：我们不能把基因抽象地看，说某个企业的某个人不变，它的企业基因就可以长期存在;人变了它的基因就变了，还不是这个概念。因为基因和环境的匹配是任何企业必须考虑的东西。企业草创时期很难想到那么多问题，想的更多是发展，还没有想到如何持续健康生存，企业领导人这时候也是很有局限的。

我也有我的局限。只能讲我比他们(指黄光裕、张近东等人)年岁长一点，经历的多一些，看到的也多一些，所以我不会完全感性地单一地考虑某一件事情，更理性、更系统，可能是我跟他们的区别。但是更理性、更系统的反向是什么呢，你做事的强度可能不会像他们那样。

记者：国美从家族企业到更多地由职业经理人掌控，这种变化的影响是什么　

陈晓：它的影响更多反应在业务层面上，如何看待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因为经历过(一些危机)，会提示你。

从理论上讲，国美是职业经理人团队，实际上这个团队除了我以外都是国美的老人，没有大的变化，变化的是我们的思维模式和对未来的判断，对于整个消费的理解形成了真正的共识。我感觉这群人应该可以把国美未来做得更好，而且我们对整个危机因为经历过才有更深的体会，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在与黄光裕家族沟通无效的情况下，陈晓开始用这两次采访作为回击的主要手段，显然其已经意识到了国美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他也做好了迎战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