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女孩赶紧把救生圈套到自己身上，最后看了一眼冯伯秋，紧紧抓着那个小布口袋，扑进海里，向香港方向游去。

陶怡也没能游过海去。自己是怎么被海浪冲回到深圳湾这边来，又怎么被这边的边防军人“抓获”的，已经完全记不得了，只是手里却还下意识地牢牢抓着那个窄长的布口袋。当时，那个“解放军叔叔”把这个装满玉米粉的布口袋扔给她，等袋子落到她手上时，袋子里的玉米粉在空中早已撒落光了。但陶怡还是留下了这个布口袋。

陶怡被拘到看守所的第二天，钟灵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到这儿来视察逃港人员被拘押的情况。当地的官员引导他向一个大房子走去。那个大房子里，逃港人员整整齐齐地坐着，衣着也比较整齐，还有人在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大声地朗读《老三篇》。但是，刚走到大房子门口，钟书记突然一个转身，向另一方向走去了。当地的官员忙上前想让钟灵按他们安排的路线去视察。钟灵一面很有节制地对这些官员笑了笑，一面却仍然不顾这些官员的“拦截”和“引导”，径直向大房子背后走去。

大房子背后，在一个破旧的大凉棚下，潮湿泥泞的地上，同样坐着许多被拘的逃港人员。这儿的情况和刚才大房子里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逃港人员衣着破烂，单薄，极其肮脏，伤病者就躺在泥地上，还有少数几个可能不太听话的，都戴着手铐。陶怡就在这群人中间，浑身打着颤。衣服还是湿搭搭的。

钟灵走到她面前，弯下腰，关心地问：“小姑娘，病了？你家里人呢？”陶怡陌生地戒备地同时又不知所措地看了看钟灵，没有回答。当地官员回答道：“抓到她时，就没见她家里人。可能……在逃港时失散了吧。”钟灵又看了陶怡一眼，当走到那几个被铐着的人身旁时，他说道：“把手铐都下了。”

回到拘留所办公室，等大家都坐定了，钟灵说道：“从现在起，绝对不允许像对待囚犯对待敌人那样，对待这些逃港的老百姓。”

拘留所的一个干部刚想站起来解释什么，钟灵继续说道：“最近，中央领导有个说法，我非常赞同。那就是，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好了，我们这边的日子好过了，这些老百姓是不会丢开祖宗八代留下的家业，往香港跑的。”

在场的人都不敢再说什么了。

当天下午，看守所的卫生员来替陶怡量了量体温，给她拿了几片感冒药。到傍晚时分，他们把她带到一间“预审室”去问话。陶怡却只是默默地流着泪，一概不回答。

后来，负责审讯的那个工作人员对身边一个女警示意了一下，让她去陶怡身上搜查一下，看看她身上还有没有可以证明她的来处和身份的东西。女警向她走去时，她忙向后躲了一大步。于是那工作人员笑了：“哦，原来你不是个聋子哩。那乖，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多大了？从哪里来？谁带你来偷渡的？他们带你偷渡去香港干什么？知道偷渡是犯法的事情吗？知道犯法是要判刑坐牢吃官司的吗？”

陶怡还是一声不吭。

工作人员只得又向那个女警示意了一下。

女警向她摊了摊手，耸耸肩，笑道：“好吧，自觉点，小丫头，身上有啥东西，乖乖地自个儿交出来吧。”

陶怡本能地把一样东西向身后藏去。

女警默默地若无其事地看着陶怡，突然出其不意地一下蹿过去，把那样东西从陶怡身后掏了出来。

仍然是那个窄长的小布口袋。

女警看了看那口袋，问：“他们就让你带着这么个破口袋跑香港？”

陶怡一动不动地看着女警。

女警再次翻看了一下那口袋。

口袋上画着一个红五角星。五角星中间写着金黄色的“八一”二字。下边还有一行小字，写着部队的番号。

女警一愣：“是军用品？偷来的？你是小偷？”

陶怡忙辩解道：“不是……”

那个工作人员拿过布口袋，仔细翻检了一下：“你不是小偷，那这个军用干粮袋是怎么到你手上的，啊？它自己长腿跑到你手里的？一个女孩，小小年纪，不学好，学着偷东西！”

陶怡的脸刷的一下变白了，眼睛里一下充满了委屈的眼泪，呆站了一会儿，突然冲过去，从那个女警手里夺回那个布口袋，声嘶力竭地喊叫道：“我没偷。没偷。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