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宋梓南坐车去上班，刚走出宿舍楼的门洞，就看到有个人影在宿舍楼门前的林带里晃动。司机不敢大意，忙下车来，赶过去保护宋梓南。

没料想，那个“人影”却大大方方地向宋梓南走了过来。

“唐大记者啊，一早在这儿转悠啥呢？”原来宋梓南认出这个“不速之客”竟然是人民日报驻广州记者站的大记者唐惠年。两人握过手，唐惠年歉然地说道：“这么早就来打扰您……很不好意思啊。”

宋梓南便问：“我正要去办公室哩。咱们上办公室谈？”

唐惠年犹豫了一下：“能在这儿给我几分钟时间吗？我这件事，还不能上办公室谈。”

回到宋家的客厅里，宋梓南就对唐惠年说：“有啥事你得赶快说。一会儿我还得去机场。”

唐惠年说：“宋书记，您知道上头这回紧急召您进京，是为什么吗？”

宋梓南答道：“不知道啊。你们记者站通天，得到什么消息了？中央最近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是不是和这件事有关？”

唐惠年微微地一笑：“还是宋书记英明。”

这时，宋梓南的爱人顾亭云端着两碗馄饨走进客厅来。

宋梓南对唐惠年做了个“有请”的手势，然后自己先去端起一碗馄饨说道：“来来来，咱们边吃边说。”

唐惠年一边去端馄饨，一边说道：“用民间一些知识分子的说法来说，眼下中央正在下大力气解决下一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用官方的说法就是要寻找和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宋梓南问：“这跟紧急召我进京有何关系？”

唐惠年应道：“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中央正在组织一些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出国考察，目的在于拓展眼界，了解当下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现状，以便我们在制订战略转移方针时有所参考和借鉴。这一回可能轮到您了。”

宋梓南忙应道：“你的意思是说，今天中央紧急召我进京，是为了让我出国考察？你唐大记者一大早来堵我门，不会只是来告诉我这么一档事吧？有事就快说，否则，我们真没时间聊了。”

唐惠年忙放下碗说道：“好，那就进入正题。最近我秘密到深圳宝安走了一圈，还秘密去了一次香港。对历年来边民逃港事件做了一次深入调查。”

“谁给的任务？”

“对不起，暂时还不能向您透露这张底牌。”

“还挺鬼呢？那么，对于你的这次任务，我可以问些什么？你想告诉我一些什么？”

“除了这张底牌外，您什么都可以问，比如为什么这么些年会有这么多人往香港跑？通过调查，我究竟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等等，等等。”

“这个问题，邓副主席前不久来我们省视察时，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大批边民外逃就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是我们的工作有问题。”

“但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的有些领导对这个说法，不一定买账啊。”

“那你调查后得出什么结论来了？”

唐惠年很郑重地从随身带着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书面报告递给宋梓南。

“这会儿工夫，我哪有时间看你这洋洋万言的大部头著作？直截了当地说，你的结论？”

“我只说两个数字，一个情况。这两个数字是，我们宝安县一个农民一个劳动日，少则只值七毛钱，最多，也只到一元二毛钱左右，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一个劳动日的收入是六十到七十港币。我们深圳罗芳村的年人均收入是一百三十四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罗芳村的年人均收入是一万三千元，两者均相差一百倍。一个情况是，香港那边原本没有什么罗芳村。它那边的罗芳村的居民全部是我深圳罗芳村跑过去的。换一句话，这些农民，在跑到香港去以后，收入比跑过去以前整整提高了一百倍。”

“这就是说，你经过调查，反而证明，邓副主席的说法是完全有道理的，是符合生活实际情况的？证明，外逃是有理的？”

“是啊……是啊……我们有什么理由强迫人家只拿百分之一的钱继续呆在这边建设一个只给他们带来贫穷生活的社会主义？”说到这里，这位唐大记者激动地站了起来，并且大声喊叫了起来。

宋梓南不说话了。等唐大记者也稍稍冷静了下来后，宋梓南才问：“你想让我替你做什么？”唐惠年指指放在茶几上的那份书面材料，说道：“能替我把这份调查报告递给中央主要领导吗？”宋梓南忙说：“大记者，你可以通过内参往上递啊。那不比托我往上送，来得更快更直接？”唐惠年解释道：“我就是想通过内参往上报。但内参只有新华社有。我知道，新华社内参组的组长是您的老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