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唐惠年正在街头一家很小的打字文印社里正忙活着哩。他想直接通过新华社的内参，把这些所见所闻和思考结果“直达天庭”。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希望能早一点让中央得知他这个“小记者”的调查所得，另一方面，也是不想连累走正常程序的过程中必然要牵扯到的其他同志。所以，在离开宋家的时候，他悄悄地取走了报告，然后又做出了个大胆的安排，他要找个地方，秘密地把这份调查报告一式三份地打印出来。一份留在家里存底，万一出事了，也可据此向历史有个交代。一份按组织手续，呈报记者站领导。最后一份，他要带到北京去，直接找新华社内参组，还是要争取让它“直达天庭”，以求一逞……

这一家街头文印社实在也是小得可怜，总共只有两台老式的拣字式的打字机，两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埋头在昏暗的灯光下，“啪嗒啪嗒”地打着字。另外两个人在使用一架同样是老旧的推筒式油印机在油印。为了保密，窗户上蒙上了一层很厚的窗帘。

那两个打字的女孩终于打完了最后一页，几乎要瘫在椅子上了。一个文印社负责人模样的男人忙接过这一页蜡纸，把它夹到油印机上。唐惠年则开始去收集那些印过了的蜡纸和印废了的纸页，把它们一一放进一个旧铁桶里，点燃后烧了。他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回到记者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的三点多钟了。最后装订还花了一个来小时。他夹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一走进记者站，记者站站长就赶紧迎了上去，急问：“老天爷，省委办公厅的人一个劲儿地在找你哩！出啥事了？”

唐惠年拉着站长进了里边那个办公室。然后他就从包里取出一份打印稿放到站长面前：“我要亲自去一趟北京。我谁也不连累，自己去找新华社内参组的同志。”

“你还是先去找一下宋书记的秘书。宋书记到北京以后，一直派人来找你，他肯定是到北京后得到了什么新的消息，想对你说些什么。”站长老有经验地替唐惠年分析道。

“这份调查报告，我一共只打印了三份。给您一份，证明我唐惠年不是在搞阴谋。一份给新华社内参组——当然，前提是他们愿意接受这篇稿子。另外一份，留在我老婆那儿，万一将来出事了，我得据此告诉后来人，唐惠年是因为什么出事的。我得像卡斯特罗当年那样，在法庭上大叫一声：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你为什么不先去找找宋书记，然后再决定你下一步的行动？老唐，你是一个老同志，老记者了，政治上比较成熟……”

“站长同志，如果早两个月，听您这么夸奖我，我会十分得意。但今天，我真的觉得是在批评和挖苦我。这次我秘密去深圳宝安香港调查，我才觉悟到，我们过去的那种成熟，实际上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作为一个记者，我有责任把这种震撼传达给同样应该受到这种震撼的人。我只是想让我们的中央领导，我们的党，知道这些真实情况。无论是作为一个记者，还是作为一个公民，还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都应该对他们说一点真话。”

回到家里，唐惠年把那份手稿交给妻子：“这是我那份调查报告的底稿。你一定要替我保管好。”

妻子：“你想干啥？”

唐惠年：“其他的话都别说了，你一定要记住我一句话：我去北京后，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保管好这份手稿。它可以成为一份见证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份重要文档。”

妻子愣了一下：“你为什么还要出头去瞎管这些不该你管的事？”

唐惠年有点激动了：“瞎管？过程是需要有人来推动的，你不管，我不管，都不管，那么，这个中国交给谁来管？”

妻子：“谁当官谁掌权，谁来管！”

唐惠年：“当官的也需要情况。没有情况他们就两眼一抹黑……就不可能管好这个中国。什么是中央党报？那就是中央的耳目和喉舌！”

妻子一下也激动起来：“但不是所有当官的都喜欢听你说真话的。你已经当了这么多年记者了，还不清楚？！真是的，何必呢？！”

唐惠年愣怔了一下，直瞠瞠地看着妻子，然后提高了声调，声音都有些颤抖了，反问道：“何必？！何必？！何必……”最后，他一下颓然坐倒在椅子上，眼泪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