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惠年：“清样？”

白组长：“对。这是我们内参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对于一些需要特别重大，需要特别控制呈阅范围的稿件，我们以‘清样’的形式印出来，只报呈相关的中央领导。当时连云山这份报告就送给一位政治局委员。先看看他的反应怎么样，再决定送不送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清样送上去以后，一直等了半年，没有一点反应。后来才知道，是政治局的一个领导，也是当时你们广东省省委的一位领导……”

唐惠年：“陶铸同志？”

白组长点了点头：“对，是陶铸同志替他说了一句话，说这个记者的建议虽然是荒唐的，但他反映的情况还是符合实际的，算是保了他一下。否则的话，连云山的下场真的也是很难设想的。”

唐惠年一下激动起来：“那好啊，以当时那个政治情况，他都没受处分，今天，打倒了‘四人帮’，中央要改革的愿望又非常强烈，就更不会把我这样的人做什么处理了。”

白组长：“但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认识是不是已经都很一致了？你再看看你自己在这里所写的‘推行和香港相接近的一些经济政策’。你简直就是在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嘛。我的老唐同志，给你戴这顶帽子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啊！”

唐惠年呆呆地不做声了。他呆坐着，慢慢低下头去注视自己那些黑白照片，此刻似乎也觉得有一点“触目惊心”了。

凝固的海面。阴沉沉的天空。海面上漂浮着几百具尸首。

海岸上。几个中年村干部拉着两辆破旧的胶皮轱辘架子车，在收拾那些被海浪送上岸来的尸首，往不远处的坟地拉运。当其中一个中年人从架子车上抱起一个年轻女子的尸首时，他忍不住地仰头大嚎起来。

空空荡荡的村子里。一只野狗在游荡。一个老年妇女黯然神伤地低下头去看看孙子，又抬起头茫然地看着远方边境线外那林立的高楼。

商店里，货架上空空荡荡。营业员无所事事在聊着天。

而在另一个菜市场门前则排着很长很长的队。人们在争购一堆大白菜……

一些工厂的烟囱孤高地耸立在阴沉的天空中，喷吐着浓浓的黑烟。而有的烟囱则孤独地耸立在天空中，完全无烟可喷，和那冷清破败空无一人的厂区作着绝配般的映衬……

有一瞬间，唐惠年甚至怀疑这些照片都不是自己拍的了。他问自己：你这个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老记者，到基层去，怎么只看到了这些阴暗面？但是，故意回避这些阴暗面，能不能说就尽到了“喉舌和耳目”的职责了呢？

白组长说了一句：“老唐啊，你再慎重考虑考虑，再把你的决定通知我。行不？”就走了。于是在北京这条著名的牛街上的一家不知名的清真小饭馆的小包间里，只剩下唐惠年一个人，他苦笑了一下，摇摇晃晃地向门口走去。

唐惠年带着那个牛皮纸大信封，向西冲着北京站的方向走了一会儿，走到一扇很大的橱窗前站住了。他在那些宣传板跟前，怔怔地打量了好大一会儿，突然转身走进大门。

大门里有个挺敞亮的大厅。大厅里排着两条很长的队伍。

他觉得这就是火车站了，便啥也不说地走到一个队伍的末尾排了起来。不一会儿，在他身后，又有不少人排上了队。他木木地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努力地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问清楚了再继续排下去，便转过身来问排在他身后的一位女同志：“这……这里……这里卖火车票吧……”

那女同志善意地告诉他：“这儿是邮局。我们排队等着打长途电话哩。您要买火车票，得上北京站，出了这门，上马路对面去坐六路公交车。”

出了邮局的大门，唐惠年在街旁的槐树下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又四处走了一下，正要开口打听，却见一辆加长的六路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并在前方五六十米处停了下来。原来六路车站还在那边。唐惠年便赶紧跑了过去。

白组长回到办公室，组里当值的一个同志告诉他：“有人找你。好像挺急的。已经打了不止一个电话来找了。一再说，请您务必给他回个电话。从留下的电话号码看，是从京西宾馆打出来的。说不定还是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白组长一震，忙去拨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