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在常委会上正发生一场激烈争论。

宋梓南说：“规划中的一百公里市内道路和五十幢大楼必须限期完成。基础设施形不成一个相当的规模，生活环境达不到一个相当的水准，人家就不会上你深圳来投资。”

一个常委领导问：“但问题是，经费从哪儿来，一百公里的市内道路和五十幢大楼啊，中央能不能再给一点钱？”

宋梓南说：“现在就是需要我们去打破各种条条框框来筹这个钱。我们找银行贷……”

那个市领导说：“这样做行吗？银行的钱只能用来办工业，是不允许搞基本建设的。”

周副市长答道：“中央制定这个规定的时候还没有特区，还没有改革开放。”

宋梓南说：“我们现在有两种做法，一是等着中央改变这个规定以后再来做我们该做的事。这种做法，对我们个人来说最保险。再一个就是抓紧时机，不等不靠来做我们该做的事。但这么做，有可能就会碰一些黄线。中央要我们尽快把深圳特区建设起来。为了这么一个国家有关部门都已经感觉到它不太合时宜的老规定，我们停顿下来，等待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就会失去一个发展经济的大好历史时机。而小平同志最近以来，一再跟全党强调，如果丢失当前这个发展的历史机遇，我们就要犯最大的错误。”

那个领导说：“但是，如果上头有人真的要跟我们较真起来，他们是可以按这个规定来追究我们的违纪责任的！”

宋梓南立刻沉下脸说道：“如果上头真的要追究起来，这个责任我来负。撤职查办杀头，统统由我来承担！张秘书，请把我这句话正式记录在案。”

常委会结束后，宋梓南把两位副市长请到自己办公室里来研究这个基建资金问题。

他对他们说：“光从银行拿贷款，恐怕还不够。”

常副市长说：“今天常委会结束后，房地产局的龙局长说他有个亲戚在香港做房地产。他们有个做法，不知道我们这儿能不能拿来试一试。卖楼花……”

“卖楼花？什么意思？” 宋梓南问到。

常副市长：“我们这儿多年来的做法是总要等楼建成后，再开始卖楼，回收资金。但他们那儿一般都是出了图纸，开始打地基，就开始卖楼了。”

宋梓南大惑不解地：“那有人买吗？”

常副市长笑道：“只要地段好，性价比高，又有升值空间，就有人买。”

周副市长说：“还有个办法，可以回笼更多的资金。多年来，我们的地都是无偿提供给别人去建楼修路。那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公有的。但现在不是了。使用土地的可能是私人企业主，即便是国有单位，也都实行了经济核算，那凭什么要让他们无偿使用国家土地？”

宋梓南一听，觉得很有道理：“说得对啊。”

常副市长从自己手边的一个公文包里取出一摞纸条：“这些都是有各地各部委以至更高领导签了字的批条，请求咱们深圳无偿拨地给他们在深圳建楼建厂房的报告。今后这样的批条会越来越多。不拿出一个办法，深圳的土地很快就会被这样‘吃’完了。”

宋梓南想了想：“但是……宪法上说得非常清楚，国家土地是不能买卖的。我们连宪法都不管不顾了”

周、常二位不做声了。

第二天一早，周副市长赶到宋梓南的办公室里。一推门，看到宋梓南桌子上放着一本宪法，就笑道：“嘿，研究起宪法来了？怎么样，找到什么破绽没有？有突破它的希望吗？”

宋梓南轻轻地叹了口气，笑道：“怎么可能嘛。这玩意儿是多少个专家琢磨了多长时间才编织起来的，固若金汤。但是……老周啊，我们什么风险都可承受，这个违宪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啊。”

周副市长也叹了声说道：“世界各国，可以说没有一个政府是傻到了像我们这样的，让那么宝贵的不可再生的土地让人无偿使用。或者说糊涂混乱到我们这个程度，只凭行政长官的一个签字就可以让人把土地无偿地拿走去使用。”

宋梓南说：“是的是的，我昨晚想了整整一夜，把土地变成商品，让它进入市场，是当前杜绝这许多弊病的唯一途径。可是卖地，会把我们送到违宪的被告席上……”

周副市长忽然站了起来：“如果我们不说卖，只说租呢？我们收租金。”

宋梓南怔怔地想了想：“深圳市委市政府收地租，你觉得行吗？在中国谁才收地租？地主老财刘文彩恶霸地主黄世仁啊。”

一天早上，唐惠年正在自家的阳台上随着音乐做早操。

有人敲门。唐惠年拿起毛巾，一边擦着汗，一边过去打开房门。让他十分意外的是，门外站着的居然是市委书记宋梓南。唐惠年连声叫道：“哎呀呀呀，怎么会是您呢？快请进快请进！”

于是他又忙着去沏茶。

宋梓南说：“我昨晚一夜没睡着……”

“又想让我写什么内参？”唐惠年一边说，一边拿眼角的余光在自己家各个角落里四下溜睃。他总还是有点不甘心，总想为书记找出点能喝的东西来。

宋梓南摇摇头说：“写啥内参哦，就是想到你这儿来坐一会儿……”

唐惠年仍然满腹疑虑地打量着宋梓南。

宋梓南长叹一声：“一夜未眠……惠年老弟，就是想来跟你这个中央党报的大记者随便聊聊啊……”

唐惠年谨慎地探问道：“有啥烦心事了？”

宋梓南长叹一声：“当书记的也不容易啊……许多话是没法跟身边人说的……许多话只能憋在心里……有啥烦心事？天天都有啊。说不完道不尽的烦心事啊。还不能随便跟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