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个三个女儿的家庭。按中国的标准，这并不是什么幸运的事。在唐人街大家都知道我们家的事。外人翘着下巴颏儿，摇着头看着我们。我们自己也听到过一些传言。

“没用的家庭，那个杜尔西·傅家。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吧，就是那个秃头的利昂。他没生别的，光生了女娃。”

利昂让我们别在意别人怎么说。“别人说那是嫉妒， ”他在空中挥着手说，“五个儿子也抵不上一个好女儿。 ”

我是莱拉，是大女儿，是妈的老大，是她嫁给利昂之前生的。安娜是老二，最后是尼娜。老大，老二，老三。出生的顺序给我们贴上了标签，这个顺序比我们的姓氏还能说明问题。

还有一个长舌妇们嚼舌的话料。我最近利用假期去了趟纽约，看了看尼娜。我结婚了。这么做并不是心血来潮 —别担心。我也不是为了一个绿卡号码。梅森·路易不是什么外人，我们在一起已经有四五年了。这都是时间的缘故。

妈和利昂的婚姻还在，但在安娜从南楼跳下之后，利昂就

搬出去了。这段时间很糟糕，鲑鱼巷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们对这些都缄口不谈，就连那些衣厂女工都是如此。不管怎么说，妈和利昂还是不住在一起更好。他们不再为过去的事争吵的时候，利昂也会过来看看妈，帮她照顾一下婴儿用品店。这样他们也能有足够的时间在一起。

利昂在克莱街的老年公寓“三藩公寓”有个房间。那里每层楼有一个洗手间，一个洗澡间。休息室是大家共用的。楼里没有厨房。我送给过利昂一个煤气灶，但他还是喜欢去街口的“大叔小吃店”或“大众小吃店”吃饭。

利昂过去过单身生活时住的就是这个房间。那时他每隔四十天就出趟海。我们的梁爷爷临终前的日子也是在“三藩”度过的。所以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在这个国家，“三藩”就是我们家最具历史的地方，是我们的起始点，是我们新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对它的看法。利昂的一生似乎是画了一个圆。

每天早上利昂都喜欢坐在休息厅里数萨克拉门托市55路公共汽车的来往时间，每当司机晚点的时候，他都会和他们争吵，他们和他开玩笑，叫他“大老板”。我到“三藩”的时候刚过八点，老年公寓的休息厅里一个人都没有。落满灰尘的玫瑰色沙发上已经洒上了一缕缕淡淡的晨光。直背椅还像前一天晚上被摆好的那样，在墙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我拉了一下电梯的折叠门，当啷一声，折叠门被拉成了一个菱形。我抓住把手向里拉，直到被利昂称作“里程表”的滚动装置上飞快地显示“8”字时才松手，把电梯的把手放回原来的位置。电梯停在了九层。利昂

的房间就在走廊的尽头，消防走道的旁边。

“利昂在里面吗？”我敲了敲门，“利昂！”我又轻轻转了转门把手，竟能转动。利昂连像锁门这样最简单的事也记不住。这是他和妈最好不住在一起的另一个原因。

利昂不在，这使房间显得更加昏暗。屋子里有一股老人的味道，到处堆的都是废物。利昂是个废物制造专家，制造出的净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像什么电接收器、饼干筒做的钟表、带钟的台灯、收款机和警报器连在一起的通讯联络系统之类的东西。利昂和妈住在一起的时候她忍受了他的这一切。他的螺丝钉，还有堆在厨房桌上和床边刚开始做的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但每当他一出海，妈就把这些东西统统扔进垃圾袋。她把这些东西叫做他的“罗索儿”。但这并不能阻止利昂。他在海上漫长的旅途中继续着他的发明创造。船上的床铺就是他干活的唯一场所，所以每项发明都很小巧精致。利昂把每种东西都做成了微型的，如扇子、收音机、电饭锅，他把它们全部都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