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丹尼斯一起开车回到了位于切尔西区福拉德街的家中，路上还在思考着即将开始的斗争。当然，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战斗；但除非发生意外情况，我们应该能够赢得这场战斗。政府在信任案辩论中被挫败，意味着左派遭受了一场更大的失败，它已经失去了公众和议会的信任。那个"不满的冬天"，政府内部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以及它在工会运动中无力控制其盟友，各地的社会主义者都有一种莫名的泄气和失去理想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给即将到来的大选蒙上一层颓废的氛围。

相反，在身为反对党的这段时间里，保守党却在努力为振兴英国的经济和国力而寻求新的途径。我们不光为政府设计出了一个总体的方案，还在努力学习如何进行宣传，怎样把一个复杂的议案用直接、清晰而又简明的语言描述出来。在过去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在为这一议案进行争辩；幸运的是，我们的议案最终像老生常谈而不像一个极端的议案一样被人们接受了。有了所有这些成绩作为基础，我有理由感觉信心十足。

选举胜利之后的远景则是另外一回事。在遭受了过去100年的严重打击之后，1979年的英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外强中干的国家。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遭遇先有美国、后是德国的挑战时，我们在工业方面的至尊地位正在逐渐丧失。的确，这一地位的丧失从某些方面来讲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受人欢迎的。身为工业革命的先驱，英国在众多竞争者中抢占了先机；但随着其他拥有更多人口、自然资源更富足的国家加入这场竞争，英国的优势注定要消失。但是，这些国家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国内市场和第三市场竞争的加剧，同时也意味着英国的出口市场将会获得巨大的增长--以德意志帝国为例，它在1914年成为英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这种商业上的竞争是利大于弊的。

真正弊大于利的一点是英国没有能够对这些挑战做出有效的反应。我们的投资相对较少，我们的人民受教育和培训的水平较低，我们允许工人和制造商结成各种同业联盟，从而限制了竞争并降低了效率。早在20世纪之初，一些有思想的观察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趋势。1902～1905年间，阿瑟·巴尔福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就对超党派的请求--后来被称作"追求国家效率"--做出了回应，对教育、培训和科学研究进行了改革。但是，这种以社会改革来重振英国经济的尝试却与各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力量成为了敌人：100多年来因充当"领头羊"而自然产生的自满心理；巨额海外投资所带来的经济"软垫"（1914年的海外投资额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86％）；1919年以前帝国持续扩张的假象--但实际上，它对国家财富的贡献要小于保护这些扩张成果所花的成本；当然，还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国家造成的极大损失。结果在1945年之后，英国一觉醒来时才发现，自己不仅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捍卫人类文明而被榨干了国力，甚至还成为了一个长期遭受经济和金融贫血症之苦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