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多年来形成的一些特定的态度和工作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并成为政府有效管理的一个障碍。例如，我必须克服文官工会组织的强大势力（另外，它们还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例如，由于工会组织的阻碍，运用信息技术等追求新的、更加高效的工作方法无法推广。拿卫生和社会保险部来说，我们需要迅速地得到数字以提供援助，而他们的表现真是让人感到羞耻。但是，我们最终克服了它们。在文官的最高层甚至也存在着问题。一些常务次官把他们自己当成了政策顾问，忘记了他们对自己部门的有效管理也负有责任。

为了能够亲身体验一下，我决定视察几个主要的政府部门，接触尽可能多的职员，并看看他们是如何处理各自的优先事务的。我花费了几乎一天的时间去视察一个部门。例如，1979年9月1日，我与卫生和社会保险部的文官们进行了有益的讨论。我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需要，即公共部门需要把多余的地皮处理掉。我认为那些有多余土地的医院应当把土地卖掉，然后用获得的资金来改善患者的医疗条件。对此，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其中有人提出，这样做对于那些运气不好、没有多余土地的医院来说是不公平的。在把所有的医疗资源都有效地加以利用以为患者服务方面，我们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次访问也为日后格里菲斯对国民医疗服务管理的改革，以及1990年对国内医疗市场的改革埋下了种子。

第二年1月11日，我又到文官部进行了类似的视察。如果说这不算是一次令人鼓舞的视察，起码可以说对我有所启发。文官部是在1968年富尔顿委员会的报告公布之后设立的，职责是对文官及其工资进行管理。它以原财政部工资和管理司作为核心，另外还有文官委员会以及新成立的文官大学。文官部有5000名雇员，负责人是高级常务次官伊恩·班克罗夫特。虽然身为首相，但我对文官也负有总体的管理责任。这一职责是由一个国务大臣具体履行的，而文官部在政府中一向缺乏可信性和权力。

这种情况也不无原由。当我抵达文官部视察的时候，我关于文官的许多最糟糕的担心都被证实了。我遇到了一些很有能力也很尽责的人，他们在努力对各个部门的文官的行为进行管理和监督，但他们对这些部门却知之甚少，在政策领域内知道得更少。由于政府其他部门的文官明白文官部官员的这一弱点，所以对收到的来自文官部的建议不屑一顾。这次视察之后，我脑海中考虑的唯一切实的问题是，是否应当把文官部的职责重新划归到财政部或者内阁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