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方法的实施也要历经多年。1979年的下半年，在国际经济越来越快地滑入萧条衰退的大背景下，我们在审查公共开支和借款的数字时，发现我们每周都要应付危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尽一切可能削减1979～80财政年度的开支。通常情况下，政府会在前一年的夏天或者秋天做出有关公共开支的决策，并在11月份宣布。虽然本财政年度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放弃工党政府的公共开支计划而重新开始：我们将把自己的公共开支计划与预算案一起公布。当年能削减的公共开支非常有限，一方面是出于以上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在选举中已经做出了承诺。此外，我们希望进行的一些改变还需要通过立法程序。

我们已经承诺要增加国防、维护法律和秩序方面的开支，而且不会削减在国民医疗服务方面的开支。我们还承诺要根据物价涨幅提高退休养老金以及其他长期的社会保障--而且还要兑现工党政府当年提高养老金的承诺。我们原本打算动用应急储备金，但是如果这样做，政府其他部门就也会提出额外的要求--这个问题可不容易解决。另外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是不顾已经上涨的通货，继续实行前工党政府制定的现金控制措施，从而实现压缩公共开支的目标。但是，这样反过来就意味着要坚持在公共部门的工资方面采取的路线--同样，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从私有化中获得的收入可能会帮助我们取得收支平衡。虽然我们可以立即卖掉政府持有的英国石油公司的股份，但大量出售国有资产也需要经过立法程序。我们在野期间所做的许多削减公共开支方面的努力都被一些事件破坏了，其中最具破坏力的就是克莱格教授的慷慨。总之，我们好像陷入了困境。

但是，我还是下定决心，我们要尽可能大地跨出第一步。我认为财政部提交的第一份建议中关于1979～80财政年度政府开支的削减幅度还不够大。实际上，我入主唐宁街10号之后不到两星期就召集财政部的官员开了个会，会上我的态度非常坚决。相应地，约翰·比芬提出了一个经过修订的建议，把总开支进一步削减5亿英镑。而我也明白地告诉同事们，这是我们的最低目标。

最后，在推出杰弗里的预算案时，我们宣布总共削减了35亿英镑。除了我们最初考虑的措施外，在行业支持方面，特别是地区性的发展援助、能源、控制土地开发中已立项的开支以及公共投资方面，我们也都努力削减开支。

此外，我们还决定提高医药的收费标准：它在八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在同一水平，而物价在同一时期内已经上涨了2.5倍。（但在许多例外的情况下仍然维持不变。）从卫生和社会保险部的预算中寻求削减开支，这并不是我们的首选措施。最初，我们讨论过要把申请人有权领取疾病或失业救济之前的"等待时间"从三天延长至六天，现在我们决定暂缓这么做。但是，这一消息还是走漏给了媒体，这让我们后来讨论公共开支时一直受到很大的阻力。

刚刚就本财政年度（1979～80）的节省开支问题达成共识，我们紧接着就要应对更加困难的任务，那就是为1980～81年度的公共开支做计划。1979年7月，在就一些关键的问题做出决定之后，内阁就此事进行了一系列特别的、测试性的讨论。我们的目标和在野时的一样，也就是把公共开支削减到1977～78年度的实际水平。我们希望在1982～83年度实现这一目标。然而，虽然我们削减了一些开支，但公共开支还是面临失控的危险。这反过来又给公共部门借款需求造成严重的后果，进而对利率造成影响，还会在更长的时期内影响税收，并最终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计划。

虽然如此--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这些削减开支的计划遭到了一些大臣们的强烈反对，这些人就是所谓的"窝囊废"[4]。在之后几年里，他们一直反对我们的经济战略，甚至达到以辞职相要挟的地步。一些人争辩说，我们的战略已经被一些事件所破坏。而实际上，在我们以及全世界都陷入衰退的情况下，对于那些还不知道凯恩斯已经去逝的人来说，削减公共开支并控制借款这些做法的前景无疑是令人担忧的。其他人也都提出了101个理由，说明削减哪项具体开支为什么不可行。例如，削减开支将使国防事业无法实现其每年增长3％的神圣目标。或者，教育和科学部无法在限定的时间内实现节省开支的目标（虽然学生的人数在下降）。或者，就业部必须筹集资金以应对总体迅速增加的失业人数。在这种遭到反对的背景下，我指示少数重要的大臣与各个部门一起探讨削减开支的建议，并向内阁做出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