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行的最后一站是到北爱尔兰皇家骑警队位于阿马的基地--高夫兵营视察。然后，我于当晚6点飞回本岛。安全部队人员的勇气真是难以言表，是他们保护我们所有人免受恐怖主义的伤害。特别是北爱尔兰皇家骑警队，它们在那里履行着自己的军事职责，而他们自己和家人却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是一种平静但又真实的英雄主义，让我一生都非常敬佩。

回到伦敦之后，我们继续就安全问题展开紧急讨论。我们面临两个重大问题：第一，如何改善我们在该省采取的安全行动的指挥和协调？第二，在安全问题上，我们怎样才能从北爱尔兰共和国那里获得更多的合作？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认为困难在于北爱尔兰皇家骑警队和军方之间难以互通情报，而最好的解决方法是设立一个新的、高级别的安全指挥部。在第二个问题上，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在爱尔兰首相杰克·林奇过几天前来参加蒙巴顿勋爵的葬礼时，由我与之会谈并进行协调。

于是，我们安排林奇先生及其部长级的同事于9月5日星期三的下午到唐宁街10号举行会谈。第一阶段是我和林奇首相的私下单独会谈；然后，在下午4点钟时，双方的大臣和官员也加入了会谈。

林奇先生根本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建议。当我强调把恐怖分子从爱尔兰引渡过来的重要性时，他说根据爱尔兰的宪法，这很难做到。林奇先生指出，根据爱尔兰的法律，恐怖分子在英国犯罪时，可以在爱尔兰接受审判。当我要求允许北爱尔兰皇家骑警队的官员--他们必须为起诉恐怖分子收集证据--参加在爱尔兰南部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审讯时，他说他们将会"研究"此事。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他们什么也不会答应。我又要求扩大现有的合作，让我们的直升机能够越过边境，因为恐怖分子在那里似乎可以来去自如。他说，这件事他们也要研究一下。我要求在北爱尔兰皇家骑警队和爱尔兰警察之间、英国和爱尔兰的军队之间展开更加有效的合作，得到的还是同样的回答。我一度被激怒了，质问他爱尔兰政府到底想不想做点事情。于是他们同意在双方的大臣和官员之间举行进一步的会谈，但要命的是他们缺乏采取强硬措施的政治愿望。对此，我虽然没有感到非常吃惊，但还是非常失望。不管怎样，我决心对爱尔兰共和国继续施加压力。我无法忘记，到我访问北爱尔兰时为止，已经有1152名平民和543名安全部队的成员在恐怖分子的暴行中遇难。

趁此暴行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感，我们还不失时机地向民众宣传有关阿尔斯特地区生活的真相。爱尔兰共和国的极端分子操纵着数以百万计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感情和忠诚，致使他们对恐怖主义有着浪漫般的敬意，从而掩盖了那些肮脏的事实。结果，源源不断的资金和武器流入爱尔兰，让爱尔兰共和军能够继续他们的暴行，也让我们在1979年面临极为荒谬的境地：我们为北爱尔兰皇家骑警队购买了3000只左轮手枪，但由于爱尔兰共和军的游说集团在美国国会内展开游说活动，美国国务院在审议此事时迫于压力竟然没有批准。

圣诞节前夜，我又一次访问北爱尔兰。这次，我慰问了北爱尔兰监狱的工作人员和安全部队，因为监狱的官员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也经常在令人震惊的环境中工作。监狱中有350多名恐怖分子罪犯寻求"特权"，发起了所谓的"卑鄙抗议"[11]，所以从1978年3月开始，他们就一直在对付这些人的抗议行动。在过去的四年里，有17名监狱官员被杀害，其中7个人是在刚刚过去的三个月里遇难的。所以相比之下，政治生活中的烦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