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21日和22日，我在斯特拉斯堡第一次参加了欧洲理事会的会议。这次会谈是由法国主办的，斯特拉斯堡被选作会议举办地，是为了显示欧洲议会在选举之后新的重要性（欧洲议会的三分之二的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在这次选举中，英国所占的78个席位中有60席都被保守党获得。

我相信通过之前与施密特总理的会谈，已经给他留下了这样一个明确的印象，即我已下定决心要削减英国在欧共体预算中承担的超额预算净值。我希望他能够把这一信息传递给即将担任这次峰会主席的吉斯卡尔总统。这两个人以前都当过财政部长，应该能够很好地理解英国的立场。（我注意到，他们两个人是用英语交谈的，但我很明智地没有就此事发表评论。）

虽然具体的细节问题极为复杂，但有关英国预算问题的背景还是很快就被提了出来。在英国就加入欧共体进行谈判时，我们已经得到了一项保证（我还将继续就此提醒其他的成员国）：

如果在目前或者扩大后的欧共体内出现了某种无法接受的情况，那么欧共体要存续下去，就需要从其制度上找出公平的解决办法。（我加的斜体字）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保证？因为英国独一无二的贸易模式使它成为欧共体预算中一个非常大的净贡献国，而且这一份额确实大得让我们难以接受。传统上，我们从非欧共体国家进口的商品要比其他欧共体成员国多得多，尤其是食品。这就意味着我们以关税形式支付给欧共体预算的数额比其他国家更多。相反，实行共同农业政策，让欧共体的预算严重地倾向于支持农场主：当我们上台执政时，70％的预算都花在了这方面。共同农业政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以一种浪费的模式在运转。在欧共体以外倾销过剩的农产品不仅扰乱了世界市场，还威胁到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自由贸易。与其他大多数欧共体国家相比，英国对农业的依赖程度不很深，我们的农场总体上也比法国和德国的农场面积更大、效率也更高。正因如此，我们获得的补贴也比它们少。在非农业领域（如地区性和社会性基金），英国以往得到的份额更公平一些，但是由于受到欧洲农业游说集团的压力和世界性萧条的背景，这些领域的增长非常有限。

在就英国最初加入欧共体的条款进行"重新谈判"方面，前工党政府已经做了很大努力，1975年时已经设计出了一个旨在限制我们的预算贡献份额的"财政机制"。但是它却从来没有实施，而且永远不会实施，除非改变最初达成一致的条件。结果，我们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协议来据以控制我们的欧共体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