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在东京召开的西方七个主要工业大国经济峰会（七国集团，或者简称G7）上，我们在斯特拉斯堡讨论过的许多议题又被再次提起。在下院做完有关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的报告之后，我们立即驱车前往希思罗机场，准备长途飞行前往日本。我知道，石油价格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将再次成为会议讨论的首要话题。我就此问题了解了许多情况。我随时可以从丹尼斯那里了解到有关石油工业方面的知识。另外，在首相别墅吃午餐期间，石油专家们也向我做了全面的介绍，他们对石油业有着非常透彻的理解。相反，我在东京还将发现，那些与会的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定立计划和目标来限制石油消费，但实际上他们对市场的真实情况却了解得很少。

利用途中的时间，我们讨论了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问题。为了缩短赴日的航程，我们寻求苏联的批准并被允许飞越俄罗斯上空。我们的飞机在莫斯科机场降落以补充油料，苏联总理阿列克塞·柯西金中断了共产党苏联的一个部长会议前来机场与我会面。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在事先没有安排的情况下，他们在机场的大厅里为我举行了欢迎宴会。对于重要的来访者，苏联人总是热情好客，非常大方：那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为外国的权贵和党内的精英们准备的，各种奢华应有尽有；另一个世界是为普通人准备的，只有最普通的物品，而且数量也不多。

我很快就明白苏联人对我青睐有加的动机。他们希望更多地了解"铁娘子"的情况--这个绰号是1976年我任反对党领袖时，在发表了一篇演讲之后，他们的官方新闻社（塔斯社）给我起的。

在东西方关系中，这是一次巨大的政治暴风雨之前的宁静。在国际形势缓和的假象下，近些年来，苏联和他们的共产党代理人们一直在奉行一种隐蔽扩张的政策，而西方则已经放松了防御。在东京，我还会发现更多的证据能够证明卡特政府过于相信苏联的善意了。就在几天前，双方刚刚签订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而且还要就第三阶段的条约展开对话。但是，形势马上就将改变：过不了六个月，苏联就将入侵阿富汗。

虽然我们也讨论了防务，但我向柯西金先生提出的最敏感的话题却是越南成千上万"乘船外逃的难民"。他们都是牺牲品，受到了令人震惊的迫害。这些迫害是如此恐怖，竟让他们变卖了所有的家产，背井离乡，冒着生命危险乘坐超载而危险的船只逃离他们的国家，而且还不能确定是否真正能够逃脱。一个大型商船队挂着英国的国旗航行，我们的船只当然要救起这些从共产主义国家逃出来的可怜难民，以免发生海难或者遭遇海盗的危险。海上的规则是海难的幸存者可以在下一个沿途停靠的港口上岸。但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沿途停靠的港口（位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台湾）都拒绝他们上岸，除非我们同意把他们带回英国。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答应的事，因为国内以往大量的移民还在让我们承受着极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在台湾，虽然他们在船上可以得到医疗服务和食品供应，但却不允许登岸。这些难民也拒绝在广州登陆：他们已经受够了共产主义。这就意味着，香港成了他们最喜欢的直接的目的地，然后，他们希望从那里再前往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当然，共产党国家都非常清楚，这种移民潮会使西方国家陷入一个代价高昂的困境。毫无疑问，他们希望移民潮能够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搅得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