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夏季，形势变得越来越明显：虽然全国工会联合会准备就我们的建议与政府进行会谈，但它却没有真正进行合作的意愿。6月25日，我应他们的要求会见了全国工会联合会的总理事会。我发现对方根本不愿意面对经济现实或者试图理解我们奉行的经济战略，这让我非常失望，但也一点都不感到吃惊。我对他们说，我们都希望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如果人们希望拥有像德国人那样的生活水平，他们就必须达到德国人那么高的产出水平。工会说他们想要更多的政府开支。我指出经济中的需求并不缺乏，问题在于由于我们的产品缺乏竞争力，所以这种需求正在被进口商品所满足。我没有取得任何进展。9月份，全国工会联合会召开了全国大会，大会的一大特点就是毫无理由也无资格地反对我们提出的所有建议，甚至包括我们为匿名投票提供资金的建议--采用这种方式需要征求他们自己的成员的意见。但除此产生的道义上的压力以外，它并没有包含任何的强制性。

9月12日星期三的晚上，我与杰弗里·豪、吉姆·普赖尔和其他的同事举行了一个会议，以对我们的战略加以规划。我认为，试图改变大多数工会领袖的态度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说到底，这些人都是社会主义政客。于是，我们一致认为必须跳过他们去争取工会的成员。

我确信就工会改革而言，普通的工会会员与工会领袖们的看法肯定有着极大的差别。我们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打破只雇用工会会员这一制度把工人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要保证在工会中有真正的民主。这样，他们自己就会整合工会中的极端主义者和对工会绝对忠诚的人。但是，在我们完成这些改变之前（我们还要为此付出更大的努力），我们能做的只是尽一切可能说服他们，赢得他们的支持。

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工会滥用其权力的真正受害者是那些工会会员以及他们的家人。例如，1979年10月12日星期五，我在布莱克浦召开的保守党年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雇主单独承担罢工后果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今天，与我们其他人一样，工会成员及其家人也同样受到了罢工的影响。通过组织罢工，一个工会可以让我们都没有煤炭或者食品供应，或者让我们出行不便。但与此同时，它也无法保护它的成员免受其他工会组织的类似的罢工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最近的一次罢工让人们的话费单无法传送，这次罢工给邮局造成的损失高达1.1亿英镑。每个使用电话的人都不得不分担这些损失……最近，由工程业工会组织的每周两天的罢工使这一行业的销售额损失了20亿英镑。这些损失的销售额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弥补了，而且原本依赖这些销售额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