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两个法庭判例的结果把情况搞得更复杂了。其中一个案例是N.W.L.有限公司诉内尔森-伍德一案，或者称"纳瓦拉案"。纠纷的起因是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试图阻止一个英国航运公司为其在英国注册的船只雇用外国船员。这一做法威胁到了英国航运工业的未来。更重要的是第二个案子：它扩大了钢铁业罢工中次级行动的范围。从1980年1月2日开始，英国钢铁公司发生了劳资纠纷，钢铁业联合会于是呼吁私营钢铁部门中的工会成员也参与他们的行动。一家名为都彭钢铁公司的私营公司被上诉法院授予了针对钢铁业联合会总书记比尔·瑟斯的禁令。上诉法院判决豁免权不适用于此案，因为钢铁业联合会主要是与政府而不是与英国钢铁公司发生了争议。但是，议会上院又一次全体一致地推翻了上诉法院的这一判决，依据的是与麦克森一案同样的理由。最后的实际结果是，罢工又一次漫延到了私营钢铁公司。

我们都认为，必须改变目前由法庭来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情况。还是反对党的时候，我们就反对工党所有试图扩大工会权力和豁免权的举动。在竞选宣言中，我们也提出"法律应当保护那些没有卷入纠纷的人"。我们认为现在正是澄清对豁免权的限制的时候。但是，我们不同意次级行动享有豁免权，也不同意对就业法案进行修订的时机。吉姆·普赖尔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他不希望把法律的修订与某一具体的劳资纠纷联系在一起。但是，随着钢铁业罢工的形势日趋恶化，而我们提出的法案又没有一项生效（除了应对次级罢工和抵制行动的措施以外），公众的批评日渐增多。我非常理解这些批评，也希望一些雇主能够更坚定一些。每次当我们（包括杰弗里·豪、约翰·诺特、基思·约瑟夫、安格斯·莫德、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约翰·霍斯金斯）提出应该尽快采取行动时，吉姆·普赖尔总是会引用英国工业联合会的审慎态度来反对"草率行动"。

1月30日星期三的下午，我应吉姆的要求接见了他，他对我大倒苦水。很显然，自圣诞节以来，工会的情绪已经明显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我们即将面临威尔士工会"行动的那一天"。钢铁业工会已经设法使私营钢铁公司里的工会成员同意与他们一起行动。我的回答是，我尊重他的全部意见，但不同意他的悲观主义。

其实到这一阶段时，我已经根本不同意吉姆对形势的分析了。他确实认为我们已经做出了太多的努力，但我们还应当更进一步--无论是在工会法律问题上还是总体经济战略上。而我自己则开始非常后悔当初没有在削减公共开支和工会改革方面取得更快的进展。

因此，我们两个之间的分歧当然变得更深而全面了。虽然他也有很多优点，但在我看来，吉姆·普赖尔仍是二战后保守党中一种典型政治人物的代表：在保守党中位高权重，但实际上却对保守党造成了危害。我把这样的人称作"错误的元老"。他们都像约翰·布尔那样鹤发童颜，但说起话来却虚张声势--在内心深处，他们都精于政治算计。在他们看来，保守党的任务就是在左翼不可避免地前进之前先优雅地向后退一步。作为一种策略，退却有时候是必要的，但如果作为一种既定的政策，退却就会消磨意志。为了证明他们的哲学所造成的一系列失败是有情可原的，"错误的元老"就必须说服普通的保守党员和他自己，证明取得进步是不可能的。毕竟，如果一项保守党积极改革的政策被证明既务实而又受人欢迎的话，就将证明他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此后，那些"窝囊废"们就开始对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财政、经济和工会改革政策发起热情而固执的攻击，致使这些改革不是失败就是陷于停顿。如果这些政策获得成功，整整一代保守党的领袖就不会无谓地绝望了。伊恩·吉尔摩以最明确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想法，吉姆·普赖尔也受到了感染，因此变得胆小怕事，在工会政策上过分小心。我必须提出一个更具决断性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