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其他的一些货币政策措施却没有击中目标。于是，那些"窝囊废"们发现难以控制的英镑M3是一个合适的目标，他们可以就此在晚餐会上大加嘲讽。但对于杰弗里和我来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要确定什么是最为精确的掌控货币供应量的措施是需要极高技巧的，同时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然，我们从来都没有只用货币量数字来衡量现实情况。我们还在观察周围的真实世界，而我们看到的情况与较高的英镑M3数字所反映的问题之间也确实存在着差别。通货膨胀的程度已经明显减缓，特别是竞争激烈的商场中的商品价格。英镑仍然非常坚挺，1980年下半年对美元的平均兑换比率稍低于2.4。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这种高汇率是否是使通货膨胀降低的一个独立因素，或者更是我们压缩货币量的结果--货币量的紧缩程度比我们预计的和英镑M3指示的程度都更大。

与我关系最为亲密的一些顾问认为是后者起了作用。道格拉斯·黑格教授送给我一份文件，从两个方面把我们的政策描述为"不对称的、不平衡的、倾斜的"：首先，它们给私营部门施加的压力要比公共部门的压力大得多（我知道确实如此）；其次，它们把重点过多地放在了控制货币供应上，而放在控制公共部门借款需求上的又太少；结果造成利率过高。（在第二年里，我也认同了这一观点。）1980年的夏天，我咨询了阿兰·沃尔特斯--他将在1981年初来到唐宁街10号成为我的经济政策顾问，而我也将越来越依赖他的判断。阿兰认为货币供应量压缩得太过头了；他认为对"货币供应量"的最狭义的解释（即所谓的货币基数）是最佳的、事实上也是唯一可靠的指针。当然，在1980年秋天，最狭义的货币供应量显示出我们正在奉行非常严厉的货币政策。

如果此时我们的货币政策立场还存在不确定性，那么我们在公共开支方面就也不会有确定性，而当时的公共开支正在无情地膨胀。公共部门的工资是最糟糕的问题之一：我们收到的账单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党政府失败的收入政策的遗产，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支付这些账单；而且，它们还把我们未来的决算放在了一个更高的基础之上。造成公共开支极度膨胀的另外一个罪魁祸首是我前文已经提到的国有化行业。当时，看着那些令人失望的公共开支的数字，我写道："它们已经破坏了政府的公共开支的总体战略。"但是，更糟糕的还在后头。

9月份，杰弗里·豪写给我一封便函，详细阐述了他曾向内阁提出的关于公共开支的警告。为了满足国有化企业，特别是英国钢铁公司在公共开支增长方面的需求以控制公共需求的总量，我们必须在7月份制定的计划的基础上更大幅度地削减其他项目上的开支。如果按照内阁希望的那样更大程度地为国有化企业和解决就业问题提供资助，那么相应地就要更大幅度地削减其他的开支。我们在16个月内召开的第五次公共开支讨论会上肯定会出现愤怒的抗议声--事实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