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大明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这是他告辞的话，虽然吉祥，在我听来却有几分伤感。我送他到了殿外，还要再送，他躬身施礼，不肯走了，我只好留步。

从古至今，写书的人，舞文弄墨，喜欢写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顿起杀机。其实啊，杀机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起的，杀人不比杀鸡，如果不是敌我对阵，二将相拼，一个人总要凭一点儿什么理由才会下手杀死另一个人。

尊重性命是所有人的本能，皇帝当然也是人。

这也是我做了皇帝以后才有的体会。

在我的龙椅受到最严重的威胁的时候，我也保有想杀了谁就把谁杀死的能力。但是，有许多人，我想杀而又终于没有杀掉，并不是他们不该死，而是我在想方设法寻找可以不杀他们的理由，碰巧又找到了。当然，也有人是自己找到了活命的理由，比如刘伯温。他说他这一辈子已经没有精力解释那部天书了，他的儿子又没有学习天文数术。我知道这不是谎话，他不会威胁到我，他要活命，就让他活吧。我想到三国时的刘备，他一直待诸葛亮彬彬有礼，那是因为他没有当上一统天下的皇帝。我猜想诸葛亮一定是故意失了街亭，不让刘备一统江山，他宁可再去伺候阿斗，以便活完自己的寿数，他比刘伯温聪明。

那部天书，我又放在了柜子深处。

我喜欢自己掌握自己的性命。

让谁来掌相权，我最好也不要听别人的主意。

但是，这个主意真是不太好拿，而且，好像满朝文武都期待着早日定下这个大局，不宜拖得太久。怎么办？就这么办吧，到晚上，我派人叫来了汪广洋。

我还没见到他，先闻到一阵酒气。

但是他并没有喝醉，开口就说：“臣饮了酒，罪该万死。”

我说：“谁讲过饮酒该死？大明朝又不禁酒。”

他说：“谢皇上，臣不应该饮酒误事。”

我说：“你没误事啊，有人说你每天都要饮酒，我就是想看一看你饮了酒的样子，你可以走了。”

他叩拜谢恩，起身离去。

第二天，我诏命胡惟庸为左丞相，主持中书省。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对汪广洋的不思进取，甚至饮酒度日十分痛恨，我是恨铁不成钢。原本我是打算进他为左丞相，主持中书省，以胡惟庸为辅助。因为在李善长离去的这些日子，胡惟庸虽然没有左丞相的名分，却已经摆平了中书省的人和事，朝臣中的淮人待他，就像从前待李善长。我不愿意刚走了一个李善长，又来一个李善长的化身。而汪广洋的小聪明则很有些像刘伯温，知道自己不是淮人势力的敌手，就索性退让，他只差没有告病还乡。

或许我还有别的选择，可是，我觉得累了。

我只想尽快结束易相这一战。

与其举棋不定，不如骑马找马。

好在胡惟庸颇有才干，中书省有些多年积压的事情，他都有办法处理，大约他也知道，现在正是表现自己的好机会。

我曾经诏命中书省移江南富户十四万于汴梁，两年过去了，所移人口不足半数。那些富户，热土难离，想方设法对抗朝廷，而地方官吏又容易收受贿赂，隐瞒做假，使政令不行。胡惟庸从中书省选派专员到江南各县，以限时限量法加紧督办，终于完成使命，而且查处了几十名犯案官吏。他还下令移民不准私自回原居住地走动，杜绝了移民回流的后患。

说到底，我是皇帝，我需要有人帮我治理天下。

只要他有这个才能，剩下的事，就是我如何治理他，对不对？我把这个想法对宋濂说了，他知道古往今来所有朝廷的故事，他说，对，皇帝和宰相，就应该是这样的关系。但是，他又补充了一句，这是他自己格物致知的体会，好像圣人并没有这么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