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提到了两个著名文人，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一为何绍基，字子贞，湖南道州人。此人比曾氏早进翰林院两年，又年长十二岁，此时在翰林院做编修。何绍基以书法称名于近代，然在当时名气似乎还不是太大。曾氏在信中断言，何绍基的字“必传千古无疑”，看来这是说对了。中国古代字写得好的人甚多，然传名者寥寥，这是因为纯粹以字名世的很少，“书法”要靠其他的东西来衬托，如地位、诗文、绘画等。或地位高或诗文好，或绘画精，原本只有五六分的书法可以进价为七八分、八九分；反之，原本有十分身价的书法，却因人微位卑而不受重视。故自古以来，像怀素那样的穷苦和尚以书法本身出名的少，而如王右军、苏东坡等仗显赫地位、精彩诗文而成名的书家多。

然何绍基有幸成为名书家，除开他的字确实是好、地位不低、著述较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与曾氏的揄扬分不开。此时的曾氏地位虽不高，但后来却名震天下，他所极力称颂的人，不愁无名。据说湘军中有一位名叫郭松林的高级将领，有附庸风雅的爱好，他五十大寿时请何绍基为他撰一副寿联。郭松林字子美，何绍基以此送他十个字：古今三子美，前后两汾阳。上联扣“子美”。唐诗人杜甫字子美，宋诗人苏舜钦字子美，与他合为三子美。下联扣“郭”，将他与汾阳王郭子仪相比。如此一来，郭松林便成为一位集杜甫、苏舜钦之文才与郭子仪之武功于一身的人了。郭松林欢喜无尽，立刻赏何绍基一千两银子。

这种出格逾等的颂词，或许是出于玩笑，也或许是存心讨好，且不去管它。但一个字值一百两白银，从市场角度来看，也的确说明了何绍基字在当时的价值。

第二人即信中所说的汤海秋。汤海秋名鹏，湖南益阳人，也是曾氏的翰苑前辈。曾有人将他与魏源、龚自珍、张际亮并称为道光四子。他的传世之作为论文集《浮邱子》（岳麓书社曾于一九八七年重新标点刊行）。汤鹏二十岁中进士，的确是聪明过人，功名早达。但终其一生官位不过御史，寿命也只四十四岁，算不得一个有福气的人。对汤鹏及其著述，当时许多人曾予以极高的评价，称其人“意气蹈厉”，其文“震烁奇特”。但曾氏对这位同乡的看法则异于时人。

信中谈汤“诞言太多，十句之中仅一二句可信”。他送给汤的挽联也与众不同：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汤鹏的“诞言”和《浮邱子》的奇特，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古今不少颇有名气的忧时诗文，或许都出自于好“奇思怪想”者之手，这些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上的佳作、学术上的杰构，但却难以将它们真的用之于经世济民。对于这中间许多自叹怀才不遇的作者，也不宜洒过多的同情之泪，因为他们很有可能就不是真正的守土牧民之才。

曾氏是一个崇尚脚踏实地的人，与汤鹏不属同类，故而不太喜欢这位有才华的同乡前辈。这封信的后半截，曾氏在叙述同乡京官的近况时，又表露了他务实的一贯作风。他不喜欢“好买书，东翻西阅”的黄子寿，却喜欢何、吴两家儿子的“沉潜”，并预言，二人虽天分不高，但将来的成就“必更切实”。他希望诸弟向何、吴两世兄看齐。

不知读者注意到没有，曾氏在讲到门房换人的时候，提到两个门房的名字：一人名陈升，另一人名周升。看来，陈、周为其人的本姓，“升”则是曾氏给他们所起的名字。可以推断，若再换一个姓李的来，必叫“李升”。这里面透露的是主人渴望升官的消息。曾氏的两个儿子的乳名，一为甲三，一为科一。他的两个外甥的乳名，一为鼎二，一为盛四。四个孩子乳名的前一字连缀起来恰为“甲科鼎盛”四字，这里也透露出曾氏希望后辈做官入仕的心情。联系到曾氏后来家书中说的“不求儿子做大官，只求做读书明理的君子”的话，不由得使人产生多种怀疑：是虚伪、表里不一？是早期渴望做官，后来在宦海中浮沉太久，深知其中艰辛，故晚年不要儿子做官？是又想做官，又不想做官，两种心情矛盾地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