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地说，曾氏以庶出为由毁约，此举的确不明智。本来，即便在当时，嫡庶之别也只重在男性，而对女性则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曾氏娶的是媳妇，而不是嫁女，媳妇的贤惠不贤惠、漂亮不漂亮，才是所考虑的重要方面，至于是嫡出还是庶出，并不重要。京师的这种风俗，应是腐陋的。曾氏在此事上听从妇人之见，正好说明他是一个普通人，并非圣贤。

老爷子的信讲的是大义，还有一些实际利益，他大概不便在信上明说。若从对湘乡老家的实益来看，与省城贺家联姻显然要大大强过与京师夏家或陈家联姻。

贺家是长沙大族名宦，掌门人贺长龄虽已去世，但他为官几十年，位居督抚，门生故吏遍天下。他在江苏布政使任上聘请魏源所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一直在士林中享有盛誉。其弟贺熙龄、贺修龄仍健在，在官、绅两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曾氏的几个弟弟功名都不顺利，这种不顺就意味着今后要跳出湖南是非常困难的。要在湖南讨生活，必须在湖南这块土地上建筑广泛而厚实的基础。曾家在湖南，其实是没有根基的。曾氏自己说，“五六百年间，曾家无与科目功名之列”，也就是说，曾家世世代代没有人做官，缺乏有力的社会奥援。即便在曾氏兄弟姊妹这一代，无论是娶进来的媳妇的娘家，还是嫁出去的闺女的婆家，没有一家是有头有脸的大家显族，全都是平民百姓。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朝廷大员，具备攀结阔亲家的条件，而长沙城里的贺府正是因此才愿意将千金下嫁湘乡白杨坪的乡民。千盼万盼才盼到省城里将有一个大宅门可作为依傍，拒绝日后将会给老家带来诸多实际好处的这门亲事，该是多么的“自私”而不顾及整个家族的错误决策？

曾氏在这封信中再次流露出回家之念，并决定“明年拟告归”。若说先前数次的想回家，主要出于思亲情切的话，这次却明说是因为国事的缘故。

曾氏自从道光二十九年升授礼部侍郎以来，三四年间，曾先后兼任过刑部、兵部、吏部、工部侍郎。朝廷六部，他做过五个部的堂官，对大清王朝这座“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百年贾府的种种弊端，自然比旁人知道得更多更深。广西太平军发难一事对朝廷的震撼之大，以及朝廷应对此事的力量之弱，曾氏也自然比旁人知道得更多更深。他在家信中只略略提到财政枯绌一项，至于比财政更为重要的政治、军事方面的严峻局面，他还没有说到。当然，他心里是清楚的，只是不便说罢了。他明白，无论是他近日所上的陈奏民间疾苦疏、银钱并用疏，还是这以前所上的其他几道奏疏，都不会起什么实际作用，国势的颓坏是无力逆转的。他可能已经隐隐看到了不久就要来临的惨痛剧变，与其说是回籍省亲，不如说是取历代有识之士的传统做法：远离政治旋涡中心，以求全身避祸。

如同道光二十七年那样，曾氏告归的想法，遭到家中的一致反对。父亲急忙去信阻止：“尔年四十一岁，正是做官之时，为朝廷出力以尽己职，以答皇恩，扬名显亲，即不啻日侍吾夫妇之侧，何必更念南旋，孜孜焉以欲省亲也？”二十多天后再次去信重申这一观点。诸弟的家信中也明确表示不同意大哥之举。

老百姓看当官的，只看到其风光的一面，至于其内心的种种忧虑与分裂，一般是不会去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