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岩、顾君恩的意见，是很正确的。但并未为自成所采纳，而遭到了牛金星等的忌恨，当退出北京后，李岩与其弟李牟被牛金星所杀，自成遂失去与河南地方的联系。

第二是由于农民阶级的保守性，随胜利以俱来的"改朝换代"思想也滋长起来。在这四十天内，天天是修定朝仪，改革官制，忙于封侯拜相，忙于登上皇帝的宝座，对于清兵的入侵，却麻痹大意，只派明朝的降将唐通等去把守京东滦河一带，因之清兵得以长驱直入。

第三是明末农民起义是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这就不免失败。加之起义军部分领袖进城后，日趋腐化，安逸享乐的现象未能及时纠正，这就加速了大顺政权的失败。此外，农民军对待明朝降官的政策也是缺少策略的，虽然农民群众受到明朝统治阶级多年的压迫，应当作适当的处理，才足以平抑人民愤激的情绪，这是对的。但是把惩办贪官污吏的工作拖到大顺政权巩固的时候再做，似乎更妥当一些。对于明朝的官吏，只录用四品以下的小官，三品以上的一概不用，其贪赃昭著的，发刑官责罚，也是对的。但刘宗敏等，把三品以上的降官，如陈演、魏藻德等八百余人，全加拷掠追逼，到后来更是凡官必赃，有钱必追，甚至商人和市民，也都不免。这种做法打击面太广了，农民政权逐渐失去了商人和市民的同情支持。由于部分农民军领袖享乐腐化，再加上给养困难以致农民军纪律松弛、人心动摇。《流寇始终录》的著者戴笠说："闯贼见人心动摇，大行赏赉；小将百两、兵十两、取市肆布给兵。初贼略不犯民，散居民家，唯收兵器火药，取饮食，渐至淫掠、箠、斫，人情大扰。牛金星、顾君恩以嘱刘宗敏，宗敏曰：'此时只忧兵变，民何足言，军兴日废万金，安所取给?'"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当日农民军内部的混乱情况。

农民军内部分裂，纪律松弛，军事疏忽，部分农民军领袖享乐腐化，已经种下了失败的根源，再加上以吴三桂为首的汉奸集团，不惜出卖祖国，勾结新兴的清军，合力攻击大顺政权，迫使农民军不得不退出北京，从此农民起义就转入了抗清的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