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三角洲地区生生不息的生命，而这种大河文明更带来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文明性格。泛滥过后的尼罗河地区，随之带来了丰富而适于耕作的淤泥，尤其它提供了两岸绿洲的水源和耕地。古埃及人善于对尼罗河泛滥的周期性作出有利的判断，他们利用尼罗河的涨潮和退潮，平均地分配水源，并有效地增加灌溉面积，且对沼泽地区进行排水工程，古埃及人对于水资源的充分利用亦发挥了尼罗河定期泛滥所给予的正面作用及意义。

根据早期所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显示，古埃及人在公元前4000年时来自广大的撒哈拉沙漠地区，公元前4000年之末期，他们建立了上埃及和下埃及两个王国。这时期他们意识到，需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力量来巩固政治组织，并掌管人民的生活起居及劳动和公共利益，于是将上埃及的首都定都于埃哈贡博里斯（Hierakonpolismes），即位于现今的利比亚和阿拉伯沙漠边缘，而下埃及则定都于布陶（Buto），全区由广阔的三角洲所形成。由于上、下埃及的特殊关系，因而呈现了两个重要的意义：

“地理因素”使得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处于不稳定状态。下埃及的河川密布，在扇形地中有多处沼泽，使得通行困难。上埃及则为一狭长的谷地，东西两侧山峦起伏，在山峰外更是一望无际的沙漠。由于上、下埃及地理环境有极大的差异，因此在战乱时期中央的极权制度便自然地划分出来。正因埃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使得它和西亚及爱琴海地区，很早就已经建立起双边的关系。

首都安置的特色。如果首都位于北部，如孟斐斯（Memphis），则可促使两个自然的区域交通联系，但容易遭受外敌入侵；若位于南部，如蒂尼斯（Thinis），则因地处偏僻，且接近努比亚（Nubie）的繁盛区域，可以使人文发展与富庶生活同时并进，亦可避免大量的移民以防止敌国的征服，不过由于远离了商贸活动，蒂尼斯的发展也有其局限。所以无论首都设置在哪里，都须秉持一个要素：即以航行顺畅的河流为据点，并促使河道交通顺畅便利，让对外往来及联系极为频繁，这样才能使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处于稳定状态中，并减少其分裂之危机。

在西索克人入侵之前，埃及曾经出现过统一的局面，人口的流动并未对埃及造成很大的影响，相对地，埃及人建立了一种极独特的文明，这种文明也一直持续至公元前1200年。

古王国时期的王朝统治

亚洲文明自从由佩吕斯地峡（Péluse）传入之后，埃劳贝伊德（Elobeid）文明和德加代那什（DjemdetNash）文明也相继传入，终于在公元前3200年，埃及经由一场革命之后而统一。考古学家考据了在埃哈贡博里斯所发现的斯哥皮翁（Scorpion）——“蝎子王国”的统治，其中发掘象牙权标志。在上面所显示的图像中，蝎王头带白冠，后面有两个侍者为之持扇，颇有王者威严，蝎王的脚底下有若干名的奴隶替其劳动。在此幅画中，有王公贵族、平民、奴隶和外国人及被征服的异族，它完全反映当时城邦内的阶级制度，也反映了当时埃哈贡博里斯一部分城邦的真实社会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