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内战的创伤好像已经完全痊愈，专制政体的关键所在仍藏匿着致命的毒药。塞维鲁文武兼备，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即使首任凯撒的英武或奥古斯都的智谋，还是无法控制武功辉煌的军团那种骄纵傲慢的气焰。塞维鲁基于感激的心情、政策的错误和表面的需要，终于放松对军纪的严格要求。虚荣的士兵讲究戴金戒指作为装饰，获准携带家眷无所事事的住在军营之中，助长了懒散成性的风气。皇帝给他们超过前例的加薪，以至于养成动辄需索的习性，担任危险的任务或公开的庆典，均要求额外的赏赐。军队因胜利而得意忘形，因奢华而委靡衰弱，也因为要担任危险的工作而享受特权，过着高于人民一般水准的生活尤维纳利斯（Juvenal,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1世纪罗马的讽刺诗人）在他的第十六首讽刺诗里，对士兵的跋扈和特权有很生动的描述。这首诗并非他的作品，从诗的风格和内容看来，好像是要我们相信，作于塞维鲁或他的儿子所统治的时代。；长此以往，便无法忍受军务的辛劳，不愿接受国法的约束，更不耐烦成为守本分的部属。各级军官要用极度挥霍和无限奢侈，来维持阶级的优越。现在还保存着塞维鲁的一封信，对于军队表现出放纵和失职的情况有很大的感慨，信中告诫他的一个将领，从要求军团主将自身开始进行必要的改革。如同他所说，军官要是失去士兵的尊敬，就会得不到他们的服从。皇帝如果肯正本清源的探索始末，就会发现普遍腐化的主要原因，虽然不能说是最高统帅缺乏身教言教，帝王之尊的恶意放纵却难辞其咎。

禁卫军谋害皇帝出卖帝国，以叛国罪名得到惩处，这种军勤制度虽然危险但却必要，塞维鲁很快用新的模式加以恢复，而且将人数增加四倍。这支部队以往都在意大利征召，由于邻近行省逐渐感染罗马柔弱娇贵的习气，募兵范围延伸到马其顿、诺里库姆和西班牙。原来那些优雅的部队，只适合华丽的宫廷，无法用来作战。塞维鲁以新血接替，规定所有边疆的军团，挑选最为健壮、勇敢和忠诚的士兵，到禁卫军来服役，当做一种荣誉和奖励。此种新制度实施后，意大利青年不再热中于练习武艺，首都出现大批奇装异俗的蛮族而使人惊骇不已。塞维鲁却深表自满，军团势必将这批经过挑选的禁卫军，看成维护军中秩序的代理人，以现有五万人的兵力，在兵器和配备方面均优于任何武装力量，可以立即开入战场，从此粉碎一切叛变的希望，使他能够保有帝国并传之子孙。

指挥这支受宠而强大的部队，不久就变成帝国的最高官职。禁卫军统领在最初只是卫队的队长，现在不仅亲率大军，还握有财政和司法的大权。在各行政部门，他代表皇帝本人和行使皇帝的权力，这样一来，使得政府堕落成为军事独裁政治。普劳提阿努斯（Plautianus）是塞维鲁所宠信的大臣，成为第一任享有并滥用大权的禁卫军统领，拱卫中枢的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到他的女儿和皇帝的长子结婚，看来可以长保荣华富贵，谁知却成为覆亡的原因他滥用权力最令人发指的事，就是阉割一百多位罗马自由奴，有些已经结婚甚至做了父亲。他这样做仅为了在他的女儿嫁给年轻国王的时候，就像东方的皇后那样尊贵，有一群太监伴随在身边。。宫廷之间相互倾轧，激起普劳提阿努斯的野心，也使他产生恐惧。皇帝感受到革命的威胁，即使仍然喜爱如前，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将他处死迪翁和希罗狄安都提到，这件事连亚历山大里亚的文法教师都很清楚，知道普劳提阿努斯是罪有应得，只是罗马元老院完全不敢置喙。。待普劳提阿努斯垮台后，名声显赫的帕皮尼安（Papinian）是一位优秀的法学家，奉派执行禁卫军统领繁重的职务。

历代皇帝对于元老院不论是真诚尊敬，还是表面应付，都能细心呵护奥古斯都建立的文官体制，彰显君王的德行和睿智。塞维鲁即位以后，由于他年轻时在军营中即接受绝对服从的训练，壮年又花费在军事指挥的专制独裁上，因此他那刚愎而倔强的个性，不可能发现或者承认，在皇帝和军队之间保持一个中介力量；须知元老院即使是拿来摆样子，还是有很大的好处。对一个憎恨掌权君王，却又在他不悦时表现出惊惶战栗的议会，塞维鲁不屑向议员声言自己是公仆。他摆出君主和征服者的姿态下命令，毫不避讳公开运用全部立法权和行政权。

制服元老院可谓轻而易举而且并不光彩。要知道握有国家军事和财政大权的最高长官，一言一行都受到万民的注视和关怀。元老院既不是由人民中选出，没有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武力，更不能激起公众爱戴的情绪，只是把逐渐消失的权势，完全寄望于自古以来的舆论基础上，但是这种基础不仅脆弱而且有随时倒塌的可能。共和国成效良好的理论在不知不觉中消失，转而让位给顺乎自然而又货真价实的君主政体。就像罗马的自由和荣誉相继传到行省那样，不论是否有意和所得的成果如何，共和国历久不变的传统也逐渐产生变化。安东尼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在一边说风凉话，虽然罗马的君主忌讳使用国王的称号，却握有帝王的全权。塞维鲁在位的时候，元老院充满来自东方的奴隶，他们受过教育且辩才无碍，用奴化理论来解释个人的谄媚和奉承是正当行为。这些新来的特权拥护者，当他们灌输绝对服从的责任，详述过度自由将引起无可避免的灾难的时候，宫廷乐意倾听而人民只有忍耐。法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致同意这些论点，帝国的权力并非由推派的委员会掌握，乃基于元老院在最后会顺从而得以维持。皇帝不受民法约束，对臣民的生命和财产有生杀予夺大权，处理帝国如同私人遗产迪翁·卡修斯这个论点可说是一针见血，法学家费尽心力编成《罗马法典》，从另一面来看，都是为了维护在位者的特权。。知名的民法学家，像帕皮尼安、保卢斯和乌尔比安（Ulpian），在塞维鲁家族当政时全都飞黄腾达，罗马的法律体系和君主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可说已到达极为成熟而完美的地步。

塞维鲁在位期间，人们享受强势治理下的和平与光荣，也就原谅因他而引起的残酷和暴虐。但是后代子孙身受恶法和特例所产生的变局，无不斥责他是罗马帝国衰亡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