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作为术语源于14世纪、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人的自我认知。由美国大学最近采用的，并且现已在欧洲大学流传甚广的“早期近代欧洲”的概念，完全是现代的创造。什么是“近代”？对一个15世纪的荷兰人而言，“近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是一个与“近代灵修社”相关的术语，用所有有学识的欧洲人的语言——拉丁文来描述，即“devotio moderna”。对21世纪的大学生而言，“近代”构成了一个在1650年根本无法想象的术语，它意味着16世纪的欧洲人所寻求建立的全球经济，以及在根本上是由20世纪的极权主义塑造的世界观念，甚至在19世纪就可以称做“我们已经丢失了的世界”。

在章节划分上，本册书承认这些划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17世纪——多么深刻地塑造了1350—1650年的历史的教学模式。然而，本书也寻求弱化这些划分。第一，它试图重建内在关联，例如“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神学家”之间关于圣经学成就的内在关联，或者古典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换言之，即这些结构所阻断的时间和空间的内在联系。第二，它以欧洲而非某一国家为对象来考察政治前景，将之视为一个富于外交和军事交易的地理统一体。也许最重要的，是本书试图纠正因追本溯源而产生的失衡。那些较早的历史著作结构，过于受19世纪民族主义的驱使，皆倾向于将欧洲孤立起来，并同那个如此引人注目地与之相遇的世界分离。因此，?书没有为了保持传统的结构以“文艺复兴”开篇，而是代之以使文艺复兴成为可能的历史，即十字军运动和土耳其人的历史。十字军运动塑造了欧洲人的自我认知达300年之久：西班牙的小贵族们先是在伊比利亚半岛与穆斯林和犹太人为敌时将自己视为十字军，然后又以十字军的身份去攻打阿兹台克和印加帝国。如果没有土耳其人，也不可能有“文艺复兴”，前者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迫使希腊古典学者携带书籍逃往西方，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全数带到了西部拉丁地区。而且，土耳其人比美国人更早地注意到了路德和查理五世。

本书从十字军国家和土耳其人开始探讨1350—1650年这段历史，将欧洲人看世界的视角转变为非欧洲控制论。穆斯林或是在十字军传奇中的“摩尔人”、阿拉伯人以及土耳其人，依次威胁着“欧洲”。伊斯兰教在7世纪和8世纪以闪电般的速度占领了欧洲，直抵比利牛斯山脉。那些穆斯林讲阿拉伯语，并将丰富的阿拉伯医药、数学和哲学带进了伊比利亚半岛。在14世纪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和在16世纪围困维也纳的穆斯林是土耳其人。16世纪，土耳其人那种仿佛是不可遏止的进攻再次唤起了欧洲人先前军力衰败的体验。从7世纪到17世纪，欧洲始终处在伊斯兰教的地中海扩张的阴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