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4世纪和15世纪，旧有的西欧政治形式和政治理念虽然存在，但已经失去了灵活性和创造力。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七世在14世纪早期曾经寻求运用旧有的皇帝党传统来整顿意大利事务，即使他并不拥有弗里德里克·巴巴罗萨所支配的资源。法国和英国的贵族，利用百年战争的混乱，建立私人军队和城堡，并试图使权力从君主回归到自己手中。其举动被称做伪封建主义，因为这些新封建军队是以金钱为转移的，而非建立在个人忠诚、相互尊重和各种保证的基础之上。

这些表现一直被解释为衰落的征兆，但它们也可以被视为旧体制和新要求相协调的一项实验。当法国和英国国王不能维持其军事行动的时候，这些实践新封建主义的贵族也让战士务农。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变过程的特征就是金钱的重要地位。

15世纪末，形势非常明显：未来属于实行强权政治的新君主而非新封建领主。尽管政治和权力永远密不可分，但是新君主们不再将对权力的追求隐藏在教会背后，而且有更好的政府机构、装备更精良且更训练有素的士兵、外交官和官僚主义者为其服务。新观念的最杰出的代表是法国的路易十一、英国的亨利七世以及西班牙的费尔南德和伊莎贝拉。德国各王公和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僭主也经常成为新式有效率的政治行为的楷模。

与此同时，西欧经济和社会也一直经受着更多的紧张和剧变。在乡村，传统的庄园制、农奴制和支付模式与自由农民并存，后者为市场生产，以现金支付租金和财税。经济和社会同样表现出某些影响政治生活的衰落的征兆。从前自认为在法律上是自由农民的农奴，发现领主经常强迫他们使用烤炉和磨房或者葡萄酒榨汁器，并且为之支付高额费用。同时，他们还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在动乱的年代向领主寻求保护。自然气候和政治气候的不确定性及不安全感为无数乡村暴力事件的发生做了铺垫。危机也震荡着城市生活。内战在繁荣的佛兰德尔的毛织业城镇中爆发，而在佛罗伦萨的贫富阶级之间则衍生着长久的对立。

农民的生活——无论是农夫或是农妇——是受约束的、艰难的，并且在总体上非常匮乏。然而，尤其在英国，乡村生活也显现出一种令人困惑的多样性，在进行概括的时候，很难不注意到西欧的劳动力价值的缓慢提升，以及东欧的农奴制的缓慢降落。

婴儿的高死亡率不仅揭示了医药知识的局限性，而且也表明了生活本身的艰难：疾病、营养不良以及气候都能带走人的生命。许多妇女在整个生育年龄期间都在生养小孩。有记录记载某些妇女共生养了8个、12个，甚至更多的孩子，但竟然无一活至成年。没有现代医药的保护，许多妇女死于分娩。

对贫困而言，强者也非常容易受到冲击：干旱和洪水之年可以把一个富裕的农家变得一无所有，在整整一代人?时间内沦为经济上的附庸。对大多数欧洲人而言，“贫穷”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经常徘徊在生活的边缘地带。在饥荒的年代，农民在挨饿，而领主却仍在排摆盛宴——贫富之间的冲突不只是存在于两个小规模的少数人群之间，而是出现在可能占人口10%，甚至60%和70%的人群之间。

城市经济的规模和复杂性在13和14世纪不断增长，为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机会。城市最初还不能吸引住在城堡、塔楼、庄园中的大土地贵族，抑或富裕农民。这个时期最稳定的财富形式就是持有土地和农产品。然而城市，尤其是意大利的城市，已经日益成为富有特色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中心。

在一个具体的方面，中古后期的欧洲似乎比接下来的数世纪都更为光彩夺目。妇女所起到的作用比16世纪危机以后更大。贵族妇女可以进修道院，即一种由女修道院长管理的颇具势力的妇女社团。许多修女痛悔因16世纪修道院的关闭所导致的自我决定权的丧失，尤其是贵族妇女。农妇经常在田里与丈夫和父兄一起干活。类似制作蜡烛、梳毛、纺线、织布以及缝纫等家务劳动，在中古后期的农户中可能一直都属于女性劳动。只有伴随着生产系统的发展，这些家庭产品才演变为男性产品占据主导地位。城市妇女在丈夫死后也可以成为工场的主人。一些人为了保持其管理权而嫁给了工场中的学徒。

那些有财产的人，无论是农民还是贵族，为了保持祖产和保护财产的完整都实行包办婚姻。幼子和没有嫁妆的女儿都不能结婚。这些孩子可以进入修道院或到有钱人家里从事家庭服务。因为大多数婚姻不是为爱而安排的，所以学者们也不再反驳婚姻是无爱的。文集和书信使人联想起柔和、信任与亲密的情感。在商人家庭里，妻子可能是丈夫最信任的顾问。那些文集也管窥了父母对超过半数子女的夭折表现出的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