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剑桥大学的系列讲座中提出，“科学革命”产生于17世纪。从那以后，许多学者将愚昧的中世纪与那些像伽利略（1564—1642）一样的英雄人物加以对立，后者曾在16世纪、17世纪勇敢地站出来反对传统与迷信的社会制度，尤其反对天主教会。我们所了解的事实却非常复杂。中世纪的学校教师不仅对保存亚里士多德的文稿卓有贡献，其中的逻辑分类仍然在宣示着科学的思想，而且还将阿拉伯科学和数学引入了西方的课程。我们的数字系统，在效率上比罗马数字显示出巨大进步的数字系统，是在中世纪的西欧即已采用的阿拉伯数字。零，或许是最富概念意义的重要符号，也是通过阿拉伯数字系统进入西方的。

现在，“科学”意味着一种特定的知识，它源于对特定方法的不断应用。这种含义是新近出现的。科学一词本身源于拉丁语词“scientia”，名词源于“scio”，即一种实践知识，一种技艺。对于多数历史时期而言，“scientia”都是与抽象的思想领域的哲学和神学分开的，也许更重要的，是与思想活动，即哲学家或神学家的活跃思维分开的。

文艺复兴与“科学”的关系是荒谬的。人文主义者收集各种古典文献，其中有伽林关于人体的论文，托勒密的绘图法，也有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但是，他们用近乎对待神明的态度对待这些文献，认为它们在权威性和准确性上近乎《圣经》。他们的批判能力没有用来验证这些文献或古典作家的真实性，而是用来构筑该文献的权威版本。

直到“新世界”以不可阻挡之势证明了古典传统中的缺陷，大多数欧洲学者才转而质疑古典遗产，质疑其前提和结论。例如，托勒密曾经假设已知世界覆盖经度为180度，将地球圆周低估了近四分之一——如果某人想带着有限的食品和淡水横渡大西洋，这一估算将具有特别的意义。

再以伽林为例，他认为血液会从心脏的一侧，通过将器官分隔成两面的厚组织壁上的看不见的小孔，流向另一侧。事实上，正如威廉·哈维（1578—1657）将在1616年展示的，血液通过在周身和肺部循环而从心脏的一侧流向另一侧。伽林关于不可?的小孔的理论阻止了列昂纳多·达·芬奇先于哈维而有所发现；每当其解剖研究导向发现的边缘时，他都逐渐退缩，因为他不相信伽林会犯错误。

达·芬奇（1452—1519）既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成就，也体现了其不足。他并不关心系统的解剖研究，也不关心发表其发现和推测。然而，列昂纳多却表现出了杰出的创造力，绘制了车床、水泵、武器、飞翔器以及许多其他奇妙装置，虽然并非全部可行，然而具有高度的想象力。他几乎对与人类和自然的相关的事物都充满好奇。他激进而准确地描绘了人类的晶胎，这与原有的完美缩微人形式的胚胎概念完全不同?其地质学研究使他相信，地球应该比同时代学者们所认为的更古老。据他估计，波河可能已经流淌了两万年才冲积沉淀成意大利北部的冲积平原。

伴随着“新世界”的“发现”——这种表达准确地捕捉了欧洲人曾经在怎样深刻的意义上接受了古典认知的精确性——观察取得了一种权威性，这在中世纪只是零星出现过。列昂纳多的光学实验——既包括眼睛的工作原理，又包括眼睛在望远镜和显微镜下的工作原理——只是16和17世纪光学理论领域研究的开始。展望未来，文艺复兴时代绘画的“新现实主义”以及荷兰静物画的杰出细部描绘，都开始对人的眼睛及其观?力感兴趣。根据列昂纳多的绘画和笔记，16和17世纪的光学理论家将形成新的人眼功能和光之功能的概念，而16世纪北方的人文主义者，例如蒙田和拉伯雷，也将把概念问题置于其工作的核心地位。的确，蒙田设计了一种崭新的写作形式，“随笔”（essai）。这是一种很不确定的尝试，他试图在修辞学的意义上反映出自己的见解，即每个人的知识和理解力是密不可分的。或者，正如他在第一次辩论的八年后所力争的观点，人类的知识并非绝对的，并非全然来自对人类经验及其差异的抽象。

在启蒙运动以前，“科学”尚非统一的领域，而经常是人类进行的微小而分散的举动，其中一些人彼此之间有通信联系，另一些人则孤立地工作，无视他人的研究。许多人（并非全部），普遍地受过古典教育，熟悉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和关于自然界的著作，熟悉普林尼的《自然史》，也熟悉希腊数学。这种教育透过人文主义者的哲学判断力使得他们有能力致力于文献收集，并且绝对尊崇每一部古典文献的最精确版本。许多“探讨”只有在事后才完全被视为解决科学知识难题的人，以及许多解决了这样或那样小难题的人，都是修补者或像哥白尼一样的教士。他们对某一简单问题的经年探索——为什么行星会如此运行？——衍生出思考较大问题的新方法，例如（太阳）系是怎样构成的？但重要的是，要看到个体研究的分散性和方法上的特殊性——缺乏被称为“科学”的界定分明的主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