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文艺复兴和教会19世纪，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将文艺复兴的特征概括为“一个世俗的时代”。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学者们已经在文?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之间进行了区分：马西利·费西诺和皮科·德·米兰德拉对古代的隐修主义沉思入迷；而罗伦佐·瓦拉和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则运用哲学知识来阐释《圣经》的深层含义。此外，所有人文主义者都是基督徒：没有人诋毁基督教或拒绝参加宗教仪式。

我们曾经探讨过关于文艺复兴与科学之关系的某些问题。伽利略所受到的耶稣会士训练使他了解了亚里士多德，而他与教会之间的冲突是《圣经》与其所谓“自然之书”之间的冲突，后者即是他用肉眼观察到的一切。《圣经》描绘了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但可以找到的观测资料却?持一个不同的理论，一个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然而，伽利略有关宇宙的理论并未使其陷入麻烦，麻烦来自他的辩论，一次关于某物与原子相似的纯理论辩论。其辩论并非基于观察，而是基于思考，进而将天主教会的核心教义“变体说”置于危险之中。天主教之所以视其为异端思想，是因为接受它就意味着将天主教会构筑的圣餐礼大厦推倒。在圣经主义与思考之间的辩论中，被置于险境的事物太多了。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布克哈特的描述塑造了对文艺复兴的认知，他认为文艺复兴乃“个人主义”的时代，该?点既形成对文艺复兴的理解，同时也构筑了分析16世纪的马丁·路德之言行的方法。

学者们都同意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间存在着明确而重要的联系：伊拉斯谟的作品——收集、比较并出版了学术版的希腊文《新约》——本身即是一种表现，人文主义者对语言学和文献学的参与不仅使路德，而且也使数以百计的教会改革的呼吁者的圣经主义成为可能。伊拉斯谟本人是要通过为基督教会提供一部最真实的、因此也是最权威的《圣经》文献，来展现一种伟大的虔诚。但他自己也认识到“圣言”——《圣经》当时的称谓——在质疑各种教会实践时的非凡力量。此外?伊拉斯谟和瓦拉也分享了路德的“反教职主义”，即公开地、明确地批判教士的现行实践与生活：傲慢、无生气、暴饮暴食、无知——在太多方面都偏离了基督在尘世生活中所表现的虔诚的典范。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尤其是伊拉斯谟，与路德的区别在于其对原文献传统的尊崇。路德只赋予《圣经》以权威，视之为检验现行宗教实践、信仰以及教义的唯一依据。伊拉斯谟则对古典文献怀有一种人文主义者式的尊崇，将《圣经》置于人类评论和讨论的背景之下，他直接反对路德，认为任何人阅读《圣经》都必须与其他知识相结合。虽然二者明显地不同，但?终还是强调人的阅读。路德和伊拉斯谟并非在《圣经》的权威性问题上决裂——二者都对文献的准确性带有一种人文主义者式的尊崇——而是在如何解释它的问题上分道扬镳。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路德的“个人主义”就如同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多，也一样少，但他远不如其人文主义先辈那样认为人类的解释是值得信赖的。

最糟糕的缺点也许存在于教会上层，即教皇本人。在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教皇放弃了罗马去阿维农，然后经历了大分裂危机和议会运动。虽然他又在危难中恢复了权力，但其精神威信急剧下降。在1450年以后的75年间，一?在政治和军事上颇为成功、并且在学术和艺术上挥霍无度的人登上了教皇宝座。当他们将梵蒂冈图书馆、西斯廷小教堂以及圣·彼得大教堂的前期工程留给后人时，他们也增加了教会税收。在一个需要强力控制和改革的时代，教皇对精神事务的漠不关心使教会更为衰落。

教皇已经步入了长期受到国家事务影响的阶段，最初是德国人，而后是法国人，再后是反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西班牙人，而后又接着一个法国人控制的时期，再后又是西班牙。教皇们都依然很有学问，但已经不那么虔诚，而是更富于变化和政治睿智。第一批教皇是讲希腊语的，而后是讲拉丁语的。?一位德国人于996年当选，第一位法国人于999年当选，唯一的一位英国人于1154年当选，第一位西班牙人于1455年当选。然而，来自教会以外地区的多样化并不为教皇们所接受，尽管教会刚刚经历了异常巨大的海外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