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来自伯明翰的改革派领导人，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因爱尔兰自治（Irish Home Rule）问题与自由党决并倒向了保守党。张伯伦是贸易保护主义者的主要领军人物，极力主张建立帝国特惠制，以期将英王治下的所有领地纳入同一个关税同盟。很多保守党人支持张伯伦，而那些对世界秩序充满忧虑并渴望实现帝国统一的人，对此则抱有更高的热情。1903年，张伯伦推出了名为关税改革与帝国特惠制的新计划，建议免除帝国内部贸易的一切关税，但对外国的原材料、工业制成品以及食品征收适量的关税。然而，对食品课征关税的建议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保守党新首相阿瑟·詹姆士·巴尔弗（Arthur James Balfour，1848—1930）尽管总体上赞同新计划，但却对张伯伦?仓促冒进充满了忧虑。如果自由派坚决反对关税改革计划，很多忠贞的保守党人也将因担心丧失选票发生动摇，因为计划不仅将终止延续达50多年的自由贸易，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活成本的上升。首相最终没有签署“激进”的关税改革计划，张伯伦因此于1903年辞职，并在巴尔弗的支持下就关税改革问题游说全国。保守党内部支持与反对计划的呼声一样强烈。为了避免政党和内阁的分裂，出任首相仅一年的巴尔弗也被迫辞职，但保守党政府最终仍于1905年12月因严重分裂而倒台。自由党人在随后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共赢得400个下院议席，而巴尔弗的追随者只获得157席，其余的113席被其他小党派占有，自由党随即组建了20年以来的首届长寿政府。

自由党上台伊始就确立了建立福利国家的政策方针，主要包括：建立养老金制度，建立基于义务保险及公共财政支持的社保体系，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法规，延长免费公共义务教育的年限，强化各种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等。自由主义者曾长期信奉严格的小政府理念，并伴有温和的改良主义色彩，但上台伊始的“新自由主义”者，却以人民的名义开始实施积极的干涉主义新政策。

1909年，财政大臣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提出“人民预算案”（People’s Budget）。英国早在19世纪便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现代累进税制度，高收入者承担了最大份额的直接税，“人民预算案”则进一步扩大了课税的范围。计划建议提高收入和遗产的累进税率，以使富人承担福利政策所需的资金。计划实际上走得更远。为了对土地的“非应得增值”部分（土地无需所有者劳动随时间推移实现的自然增值部分）课税，计划要求授权对全国所有土地进行再估价。这无异于改变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制度结构。议案虽然获得了下院的通过，但却遭到了上院的否决。尽管上院中的多数保守党人事实上赞同预算案，但自由党在1910年1月和12月?两次选举中却丧失了多数派的优势，两党在下院中各获得272个议席。为了继续执掌政权，自由党寻求与旨在实现自治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结盟，并最终获得了该党的支持。1911年，在《议会法案》（Parliament Act）获批的过程中，爱尔兰民族主义党完全倒向了自由党。依据该法案的规定，上院在财政议案上不再拥有决定权。这样上院中的贵族，将仅能保留对下院连续三次获批议案不超过两年的延搁否决权。新国王乔治五世（King George V,1910—1936年在位）几经犹疑后表示，如果议会法案在贵族院受阻，他将通过增加任命组成新的多数派。贵族们被迫做出了妥协，但却进一步丧失了自身的政治权力。从这一点来看，自由党的社会改革计划并非缺乏基本的稳妥性。

1880年以来，英国政党的政治取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很多曾坚信政府只有少管才能管好（成本也低）的自由党人，也开始主张国家应适当干预国内政治生活，以帮助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穷困者。自由党最终采纳了劳合·乔治的税收改革计划，以通过由税收支持的社保制度对国家财富实施再分配。与此同时，曾在19世纪中期赞同实施劳工法案及适度福利的保守党，其许多成员转而支持放任政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其主张实际与1850年的自由党几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