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诤谏惠王 斥责白圭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

许行倒是颇有些自知之明，听取了陈相的汇报之后，虽说心中不悦，但却偃旗息鼓，不再主动出击。

滕文公终究是个竖不起来的灌肠，加以官僚贵族们的嫉恨反对，孟子师徒便不得不离开滕国到大梁去了。

虽说孟子的仁政主张再次失败，但滕文公待孟子毕竟不同于其他国君，所以当三年后离滕时，孟子师徒的声势、气派和阵容已经大为改观，正所谓“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浩浩荡荡，耀眼生辉，令人目眩。

俗话说，人过三十天过午，可是如今的孟子已经整整七十岁了。常言道，人生七十古来稀，更何况孟子这七十年的人生历程，是在泥泞的沼泽中跋涉，是在布满荆棘的崎岖山路上攀登，是在艰难与困苦中挣扎，每前进一步，身后都留下了斑斑汗滴，殷殷血迹。然而他却依然年轻，大约关注民生，为理想和事业执著追求者，青春永驻，永不衰老。不过，坎坷与磨难，挫折与失败，心皱多于面皱的古稀年龄，使他变得更冷静更实际了，虽然对理想的追求依然矢志不渝，孜孜不倦，丝毫也未降低标准，但已经不再孩子似的天真烂漫，把理想当现实了。一路之上，他无心凭轩眺望，欣赏春回大地的美景，脑海里一直跳荡着魏国的现实，梁惠王的为人，特别是梁惠王对商鞅的态度，欲从中推导出赴魏后的前景与命运。

魏、赵、韩三国祖先魏桓子、赵襄子、韩康子原为晋国重臣，三人联合叛晋，分其地而据以称强。魏文侯为战国名君，系孔子名弟子子夏的学生，接受孔子仁学的熏陶。魏文侯还受教于田子方与当时有名的高士段干木结为挚友。在政治上，他起用了名臣西门豹，主管河内（今河北及陕西、山西部分地区），成为内政修明的典范之治，成为战国初期的一个文明强国。

魏文侯死后，其子魏武侯继位，在文化成就上比不上他的父亲，武功却远在其父之上。他起用名将吴起，与韩、赵共灭其宗主国晋，三分其地。

梁惠王远不如他的父辈与祖辈，所处的时代也更复杂更困难了，但在用庞涓之前，也曾有过赫赫战功，打败过韩、赵、宋，威胁鲁、卫、宋、郑等国来朝，与之建交，并曾一度和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暂的和平。自从用庞涓为亲信大将后，对外用兵屡屡败北，丧权失地，长子被俘，故而卑礼厚币以招贤者，旨在振兴魏国，称霸诸侯。

商鞅，卫国人，复姓公孙，所以又叫公孙鞅或卫鞅。因其为庶子，在家族中无地位，不被尊敬和重视。

商鞅从小就爱法家刑名之学，因在其本国不得志，便来到魏国，做了魏国的辅相公叔痤（cuó）之门下士。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具，还未来得及向梁惠王推荐，自己便病入膏肓。梁惠王去看公叔痤的病，问道：假若你的病好不了，对我们国家的前途，有些什么话要吩咐呢？公叔痤说，我的客，有一个卫国流亡青年公孙鞅，虽然年纪还轻，却是一个奇才，希望你能重用他，绝对信任他，接受他的意见。梁惠王听了，闷声不响，不表示意见。待梁惠王欲离去，公叔痤屏退众人，说道：“倘陛下不能纳臣之谏，便结果其性命，千万莫让其出魏境。”

梁惠王走后，公叔痤唤公孙鞅来至病榻前，告诉他说；“方才惠王来探病，要我荐举死后辅国人才，我荐举了先生，他不肯接受。吾之立场先公而后私，先贡献于国，乃事君之道；再言于先生，系尽人臣之道后讲你我间的交友之道。”公叔痤喘息了一会儿，接着告诉公孙鞅，他的心对公对私都要尽到最大的努力，所以后来对惠王说，如果不能重用，便要杀掉。他似乎同意了这个意见。公叔痤要公孙鞅赶紧设法逃走，迟了就要丧命。公孙鞅并不以为然，梁惠王既然不把他当成一个奇才，不肯重用他，自然也不会杀害他，所以暂且留在魏国不走。

梁惠王从公叔痤家出来，对左右近臣说：“公叔痤真乃病昏了头脑，竟让我将国家大事交与那个卫国来的流亡小子公孙鞅，岂不荒唐之至！”

后来公孙鞅投奔秦国，三次游说秦孝公，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计划，变法强国，富国强兵。过了两三年以后，公孙鞅又说服了秦孝公，出兵攻打魏国，用诈术欺骗了魏国的前线指挥官公子卯，打了胜仗，魏国割让河西之地求和，才迫使魏惠王迁都大梁。这时候，梁惠王才深深悔恨自己未听信公叔痤的话。公孙鞅也因此而受秦国尊封为商君，所以后来通称之为商鞅。

再过十年以后，秦孝公死了，其子秦惠王继位，商鞅失去了依靠，在秦国的政坛上失败得很惨。因有造反叛变的嫌疑，商鞅曾逃亡魏国，但魏拒而不纳，走投无路，被秦追捕回去，五牛分尸于咸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