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总能让德奥忆起他一个最喜欢的叔叔，那位叔叔话不多，但人相当可靠。在一个周六早晨，穆罕默德给了德奥一张地铁地图，他们坐着地铁在曼哈顿地下转了一天。德奥也看了一天的地图，学着怎么认路。德奥随穆罕默德到了上东区一家名叫格利史蒂斯的商店，在那儿找了一份送货的工作，十五美元一天。他需要一天干十二小时，一周干六天，没有午休。

德奥在商店附近一家书店买了一本口袋法英字典和一个小笔记本，德奥查的第一个词是“慢”，这个词在商店有着实实在在的意思。如果哪个收银员做个苦脸，喊一声“慢”，意思就是没有多少人买东西，然后德奥就会被派去上货，或是去打扫地下室，有时也会被遣到别的商店帮忙，比如A&P或者斯隆，这几家店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A&P商店在城市的另一边，一旦要被派到那儿去，德奥就会坐在货车后车厢，和扫把、抹布什么的一块被运过去。

后车厢里没凳子，德奥第一次坐车的时候曾试图紧靠着车皮保持平衡。可是货车一转弯，他就跌撞在了对面的车皮上，绊得那些工具哗哗作响。前面驾驶室里一个人——一个从非洲来的会说法语的人——往后头喊道：“嘿！小心着点儿里面的工具！”那人又有些担心地问：“我的扫把没掉出去吧？”

“没，只是我在东倒西歪。”德奥在心里偷偷地回答，然后他又笑了笑，接着想，“我都有点希望自己能享受那些破扫把的待遇了。”

以前在家乡，当他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时也是这样做的。

德奥的主要工作还是送货，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七点。他查了那些经常会用到的词，有“服务”、“入口”、“送货”等。他学会的第一个英语句子是“便门在哪儿”，因为没人听，德奥就把这当笑话讲给自己听。“送货”，他想，就是他的英文名字。出去推着货车送货的时候，他就会找到写着“便门”的入口或铁门，然后按响门铃。

对话机里就会有人喊：“谁？”

“送货。”

有些送货的活儿会比较轻松。有的只是几步远，有的便门就冲着街道，管理员也很和善，有的地址更好找些——比如派克大街，这条街的路标都清晰地标注在一块板子上。可是，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德奥还是疲惫不堪。他觉得仿佛每笔单子都是送到了十五个街区外的地方，每个送货点仿佛都有一个冰冷的大铁门，上面缠着铁丝网，门铃旁边有个牌子写着“管理员马上过来，请稍等五分钟”，正如派克大街另一边的房子那样。

德奥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他拿出口袋字典，用这五分钟查了查牌子上的词。现在，他只能站着在门口干等，觉得腿疼、浑身疼，一阵阵恶心涌上来，难受得他直想掉眼泪。管理员通常会过好几个“五分钟”才过来，德奥和管理员说一声“嗨”——词典上说这个词是友善的问候——可是那些管理员一般都懒得回答。他们打开锁，却只有少数几个会帮忙把门敞开。于是德奥把货物从货车上搬下来，用脚顶开门，然后顺着那些狭窄而哐哐作响的铁台阶一步步挪下去。接着再用肩膀顶开下一扇门，穿过那些杂乱昏暗、堆满垃圾桶的地下室，乘坐货运电梯。最后再吃力地抱着货物顺着铺着地毯的过道送到各个公寓门前。房门打开时，德奥能看见那些房间布置得就跟他在学校里看到的比利时宫殿的图片似的。大部分开门的人都很客气，但却带着点高傲，更别说友善了。德奥和他们用“嗨”打招呼时，有很多人只是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工作一天往商店返回的时候，德奥有时会停下来盯着看派克大街上的那些罩着天篷、铺着地毯的公寓入口，心里酸涩地想：“虽然我不配从这样的入口进，可是我是来给你们送食物的。你们不需要尊重我，但起码要尊重你们的食物。”

回到格利史蒂斯，他也无法轻松下来。商店的经理是个中年白人，人们叫他“戈斯”，德奥从一开始就看出来戈斯不喜欢他。戈斯在桌边放了一个木杆，他常拿着木杆指着德奥，德奥真想把杆子狠狠折断，但也只得生生挤出个笑容应对。戈斯常用杆子戳德奥，好让他注意，指使他到这儿到那儿，或者有时完全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个乐子。

德奥在词典里查“告辞”这个词用英语怎么说，他想找个能比“再见”更带点感情的词汇。他学会了“我做完了”和“明天见”，心想如果自己每天用这两个词和戈斯告别的话，戈斯或许会觉得德奥是个不错的员工，就不会炒他鱿鱼了。现在德奥万万不能丢了工作，他也无法接受人们觉得他连送货这活儿都干不好。可是这些告别语其实并没什么作用，如果硬要说有作用的话，那也是让戈斯更加讨厌他。戈斯会大声说些什么，然后那些收银员和别的送货工就会转过头来看着德奥大笑——甚至包括那个来自非洲法语区的送货工男孩，德奥曾经还觉得他能算是个朋友。

后来德奥和那男孩一起上货，当周围没人的时候，德奥用法语问他戈斯说了些什么，使得大家都发笑。那个“朋友”则盯着别处说：“比如说，他会说你家乡那地方的人们都快饿死了，所以那里是‘人杀人’、‘人吃人’。”

德奥心想，大部分员工都不会觉得这样的笑话有哪儿好笑，他们只是为了迎合戈斯，也许他们也是怕自己丢了工作。德奥也开始意识到，每个搬运工都希望戈斯能喜欢自己，这样他就会把好差事分给他们，让他们给那些经常会给小费的顾客送货。

德奥以前常和别人讲价，可是压根儿不会管人家要小费，而且曾经对这样的做法很反感。商店里那个说法语的朋友告诉他，在纽约，一天只挣十五美元根本活不下去，你必须要小费。你可以在门口赖着不走，清清嗓子，或者直接开口要。可是德奥觉得这和乞讨没什么两样。在布隆迪，一个有自尊的人甚至都不会在公共场合打哈欠，因为打哈欠就表明你在挨饿，这说明你没本事，或者更糟，说明你很懒。在布琼布拉等城市碰到的乞丐，大多数是些被赶出来的没了自尊的人。第一次有人在门口给德奥一美元小费时，德奥伸手把钱推回去，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蹩脚英语说：“不，不，谢谢你，可是，不用。”

但是，并不是常有人能给小费的。很明显，戈斯把那些没小费拿的地方都派给了德奥——那些管理员私自扣留小费，或是那些拿了货就马上关上门，或是说“不好意思，我没有零钱”的人那儿。而且戈斯会在收银员说“慢”的时候，专门挑某些送货工派去城那边的A&P店干一些轻省的活。虽然德奥不喜欢坐在一堆扫把里去A&P店，可是心里依然觉得很委屈。

现在他明白了，送货工位于纽约社会阶层里的底层，而他自己是在“底层的底层”。每次站在某个绑了铁丝网的便门门口，等着那个粗鲁、懒得正眼看他的管理员开门，德奥就想，难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干这个？不久前，他还是个优秀的医科学生，获得去比利时一所大学学习的奖学金。“可现在我在这儿，”他想，“别人觉得我长了个不开窍的脑子。”

“上帝，”他轻轻地对自己说，“请把我带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