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格列高利二世反对销毁圣像和意大利的叛乱(727 A.D.728 A.D.)

耐性十足的东部勉强抛弃神圣的图像。意大利人单独抱持宗教的热忱，对于这些图像极为珍视百般保护。就圣职位阶和审判权责而言，君士坦丁堡教长与罗马教皇居于几乎平等的地位，只是希腊的高级教士在统治者的眼里不过是家用奴仆，看到皇帝颔首作势，就会从修道院跑到帝座的前面，或是从帝座跑回修道院。拉丁主教在西部的蛮族之中，处于遥远而又危险的位置，就会激发起自由的精神。主教出于民选的过程能够得到罗马人的欢心，有高额的年金收入使公私两方面都获得满足，皇帝处于弱势加上对西部的忽略，逼得他们无论在战争或者和平时期，首先考虑的事项是罗马的安全。教士曾经在逆境中接受磨炼，君王的德行和抱负不知不觉就会对他产生熏陶的作用，无论是意大利人、希腊人还是叙利亚人，只要登上圣彼得的宝座，就会养成同样的作风，采取同样的策略。在失去军团和行省以后，教皇凭着个人的才能和运道，再度使得罗马恢复最高的权位。在八世纪时，一般人认为教皇的统治权建立在叛乱的基础之上。经由“圣像破坏者”的异端邪说所引起，这种叛乱不仅正当而且合法。格列高利二世和格列高利三世的行为，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斗争中，被他们的朋友和敌人凭着各自的意愿，作出很多不同的解释。拜占廷的作者异口同声宣称，在规劝没有产生效果以后，正式提出东部和西部分治的要求，剥夺亵渎神圣的暴君对意大利的税收和主权。希腊人看到教皇的胜利所获致的成就，更明确的表示要将“圣像破坏者”逐出教会，由于他们强烈依附于宗教而不是国家，认为这些拥护使徒的人具有宗教的热情和正统的立场，不但没有给予指责反而加以赞颂。现代的罗马捍卫者抱着急切的心理，接受诸如此类的赞颂和先例。要求皇家异端退位下台这种伟大而光荣的作法，获得红衣主教巴罗尼乌斯(Baronius)和贝拉明(Bellarmine)的褒扬。要是有人向他们请教，为什么没有人严厉谴责古代的尼禄和朱利安？他们的答复是原创教会之所以忠诚依顺，唯一的原因在于软弱无力红衣主教佩龙(Perron)加上一些区别之处，使早期的基督徒获得更大的荣誉，但是不见得能使现代的君主感到满意。他认为异端和背教者的叛逆，在于对基督和他的代理人，违犯他们订定的誓言，辜负他们给予的报酬，否认他们应有的忠诚。

。在这种情况之下，爱与恨产生同样的效果。那些带着宗教狂热的新教徒，力图使君王和官员燃起怒火和心怀恐惧，因此对于两位格列高利教皇反对合法的统治者，必须详细叙述他们那种傲慢和叛逆的行动可以拿谨慎的巴纳热和愤怒的施潘海姆作为样本，他们与一百多位知名人物，步上马格德堡(Magdeburg)的百人队长(Centuriators)同样的后尘。

。高卢教会绝大部分是温和的天主教徒，只有他们为“圣像破坏者”辩护，尊敬圣徒却不赞同所衍生出来的罪孽。这些拥护者对帝冕和法冠一视同仁，运用公正、圣书和传统作为标准，来界定出史实的正确性，并且求助于拉丁人的证据以及教皇本人的传记见识高人一等的学者，像是卢卡斯?霍尔斯特尼乌斯(Lucas　Holstenius)、谢勒斯特拉特(Schelestrate)、夏姆皮尼(Ciampini)、比安契尼(Bianchini)、穆拉托里(Muratori)等人，除了很少差异之处，都同意《主教政令汇编》的编纂和后续的工作，是由第八、九世纪教会的图书馆长和公证人所完成，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作品占的分量很少而且是最后的部分，作者使用他的名字。整部作品的写作风格很粗野，叙述方式很偏颇，情节内容很琐碎，然而却是那个时代最翔实可信的记录，值得一读。教皇的书信散见在宗教会议的文卷之中和书信。

格列高利二世写给利奥皇帝的两封信函，原件仍旧留存世间《尼斯宗教会议的决议事项》中保存着教皇格列高利二世的两封书信，上面没有日期，巴罗尼乌斯的推测是写于726年，按照穆拉托里和帕吉的意见分别是729年和730年。有些天主教徒对这两封信大加赞美，为内容不仅表示善意而且论点非常温和，这些都是迫于偏见的过甚之辞。

即使不是雄辩和逻辑的最佳典范，也能展现出教皇国创始人的神态，至少可以看出经过掩饰的面貌。格列高利对皇帝这样表示：

在过去那纯洁而幸运的十年里，我们每年能够安详享受你所赐与的恩泽，皇家的信函经过御笔签署，神圣的誓言保证忠于祖先传留的正教信条。这样的变化是何等的可悲！这样的传闻是多么的骇人！你现在指责正统基督徒的偶像崇拜，这种控诉只是暴露自己的不敬和无知，我们被迫对这种无知采取粗鲁的辩驳方式：　神圣的书信集中最基本的原理足够开导你那神智不清的头脑。要是你进入文法学校自称是宗教信仰的敌人，那些纯洁和虔诚的儿童也会气得把启蒙课本砸在你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