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只为了顺从遥远的国家和外国的民族，这是天下最不合情理的事。蛮族的洪流根本不理会地面的状况，但是要支持一个面积广大的帝国，必须在政策和压制这两方面建立一套严密有效的系统：　绝对的权力居于核心地位，能够迅速采取所望的行动，可以立即获得丰富的资源，距离遥远的边陲有快捷而便利的交通，构建的城堡工事阻止反叛活动的蔓延，依法行事的施政作为保护人民和惩罚罪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使敌人敬畏，不会激起叛逆的情绪和陷入绝望的处境。日耳曼的凯撒抱着完全不同的想法，充满野心要奴役意大利王国。他们世袭的田产沿着莱茵河延伸，或是散布在各个行省，后续的诸侯出于轻率或穷困，竟将这广大的领土转让。他们的税收来自详尽和苦恼的帝王特权，岁入很难用来维持整个皇家的需要。他们的军队由封建的家臣依据法律或志愿投效所组成，抱着勉强的态度越过阿尔卑斯山，到处抢劫根本是一群乌合之众，反复无常的习性使他们在战役没有结束之前就不告而别。炎热气候产生的瘟疫使整个军队受到感染，幸存的人员只能将诸侯和贵族的遗骨带回去先将肉煮熟，与骨头分离。大锅因为有这个用途而成为旅行必备的器具，日耳曼人虽然是为自己准备，也可以用于兄弟或朋友。同一位作者提到，整个撒克逊世系全部在意大利绝灭。

他们毫无节制的酗酒产生致命的影响，经常归之于意大利人的背叛和恶意。当地的土著很高兴蛮族终于遭到浩劫。这些不合常情的暴政可以与意大利令人感到可怜的暴君相比较，不论是民众还是读者，对于这种争执事件不会有太大的兴趣。在11和12世纪这段时间，伦巴底人的勤奋和自由又重新燃起新的希望，光明正大的先例终于被托斯卡纳共和国所仿效。意大利的城市保有市政府的组织，始终没有受到废止，皇帝的恩典和政策使这些特权得到认同，意图用平民的障碍来防止贵族的独立。不过这些兴旺的社区无论在数量和精神方面，都使城市迅速发展，每天都在扩大他们的实力和权益弗里辛津(Frisingen)的奥托主教对意大利的城市，写出?段很重要的文字。穆拉托里对这些共和国的兴起时机、发展过程和政府组织，都有详细而完整的说明。

每个城市根据面积列入主教辖区或行政区域，无论是修道院院长还是主教，边境侯爵还是地区伯爵，都丧失对土地的裁量权。最高傲的贵族受到说服或是被迫放弃孤独的城堡，接受自由人和官吏更为光荣的身分。市民大会继承立法的权责，执行的权力委托给三位执政官，每年从贵族(captains)、豪门(valvassors)和平民这三个阶层中选出，共和国通常有这样的区分。基于法律平等所给予的保护，农业和商业的工作都逐渐恢复，面临危险的情势培育着伦巴底好武善战的精神。通常在警钟响起或旗帜伦巴底人发明和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车子或大车插着一面旗帜，用一队牛来拖曳。

高举时，城市的大门涌入大批英勇无畏的队伍，他们对乡土的热忱经过因势利导，很快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面对这个风行一时的防御体系，自负的凯撒也葬身在它的墙脚。自由的风向所向无敌，凌驾于两位腓特烈之上，他们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君王，头一位在军事武德方面的表现更为卓越，第二位在和平与知识方面有较杰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