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虽然并没有什么官方的“实力最强的国家”的座次表，但是到1895年的时候，美国在世界众多强国中已经明显地处于“一骑绝尘”、遥遥领先的地位了。但是，当时却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1899年，当英国的官员意识到他们不得不为他们在美国进行的布尔战争[1]出资时，他们也只是感觉到了苦恼。然而，仅仅十几年之后，当英国人认识到美国的经济实力可能上升并紧随德国之后时，他们感觉到的是迫在眉睫的恐慌。

在工业国家中，美国不仅是人口最稠密的国家，而且也是最富有的国家——不管按照什么标准来衡量：人均收入、自然资源拥有量、工业产量以及农场和工厂创造的价值。不仅是钢铁和石油工业，还有小麦和棉花，它在世界上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它在商品贸易方面有着巨大的盈余，在金融服务方面也有着极大的优势。它的人民流动性最强，最具生产力，也最有创造力，而且平均受教育程度也最高。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它当时的确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它拥有发言权的时代即将到来。它当时也没有最庞大的陆军和海军，但是稍有头脑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些缺点和不足在几年之后就会得以弥补。

当关注美国的欧洲精英们开始认识到美国获得领先优势地位的规模和速度的时候，他们震惊了；因为仅仅不到30年之前，美国还被野蛮残酷的内战破坏得千疮百孔、破败不堪，只能够靠出口原棉、粮食和木材来换取欧洲过剩的制造品勉强维持生计。一个世纪之后，环太平洋国家也迎来了他们自身发展的曙光，但至少在那之前，美国的持续增长是有史以来速度最快的。

通过描述几个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的杰出人物的故事，《实业大亨与美国经济》一书讲述了美国历史上这一跨越式增长的时期。但是，虽然“伟人”们能够统治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但他们却永远无法代替整个历史。因此，在讲述他们的故事的同时，本书也交替讲述了当时的美国以及它的人民的特点，而正是它的人民把它改变成了能够孕育并实现这一跨越式增长的一片沃土。

当美国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洛克菲勒、杰伊·古尔德和约翰·皮尔蓬·摩根都正是二十八、九岁，或者30岁刚出头，事业上也是刚刚起步。在“巨型”商业领袖时代，在塑造和引导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方面，再没有人能起到他们四个人所起的那么巨大的作用了。他们加快了美国发展的步伐，推动美国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变迁；而且，不管好坏，他们都给美国经济打上了个人的烙印，并且这些烙印一直保留到了20世纪。

但他们四个人又有着很大的差别。卡内基、洛克菲勒和古尔德承继了这个国家对于速度的偏爱、对于“向前”的迷恋、以及对于经验主义的容忍——以创造一个历史上最纯粹的“创造性破坏”的实验室。在他们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商人都信仰有秩序的市场和“绅士般的”公平利润，但他们三个人的手中却都拿着“燃烧的剑”。相反，摩根则是个“管理员”，他总是坚持制止“破坏性竞争”的立场，特别是那些常常由另外三个人挑起的破坏性竞争。

当卡内基开始他的“破坏事业”的时候，美国钢铁业正在逐渐习惯于一个安逸的卡特尔[2]。他并不是一个技术专家，但却是一个老练的发明创造的采用者。他的工厂总是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并且最注重推动价格下降的工厂。他的商业秘诀最简单不过了：削减成本、占有份额、扩大规模。至于利润，它们会关照它们自己的。

古尔德是一个“煽动肇事的破坏分子”，一个操控公开证券市场的大师，总是富于攻击性，总是把可能性推动到一个不可能的新的高度。他是空前的，而在他之后，也少有人能与之匹敌。古尔德的竞技场是铁路和电报业，这在当时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在内战之前，美国铁路的扩张总是小心谨慎，也几乎总是能够盈利，当然也只限于它们的自然领土之内，而解决冲突的方式也是通过绅士般的“联营”。对古尔德而言，铁路联营就像是钢铁联盟对于卡内基一样——都是用来攻击的靶子。

洛克菲勒可能算得上是最伟大的远见卓识者和最高级的经理了：在大多数人注意到之前，他就那么迅速而又毫不费力地接管了世界石油市场；他甚至为全世界都上了一课，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大规模分销的力量。其他许多企业也都随之效仿；在洛克菲勒把他的煤油卖到远东之后的十年里，美国的肉类加工企业也在中国和日本建立了分销中心。

摩根是四个人中最为传统的一个，也是博得海外的金融家信任的一个美国人。作为中介，他把至关重要的资金流引入了美国，而正是这一资金流支持了美国的投资以非同寻常的步伐增长。在那之后，他就转变成了一个由一人组成的、原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甚至还偶尔充当一下原始的联邦储备局的角色；他不仅定立了公司筹资的规则，还要求诚实记账，从而结束了劫掠行为，并使证券持有人获得了公平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