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5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林肯都在各地巡回演讲并阐述共和党对于社会的观点：如果政府支持个人独立和教育，并且推动建立一个商业的基础，那么自由、自强不息的人民就能够创造出最多的机会。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业博览会上，林肯发表了一个演讲。在开场白中，他先讲述了要通过技术来提高产量（包括使用一种外形古怪的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犁）；然后，他又攻击了贵族阶层的“底基理论”，并且有对比性地提出了共和党人关于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的理想：

一个精明节俭但却身无分文的创业者，曾经是靠自己的劳动赚取报酬的劳动者，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钱购置了属于自己的工具或者土地；然后，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最终雇佣了另外一个新的创业者来帮助他……这是有现实的例子可以证实的。就在这个会场上，有许多独立的人，他们在几年之前都还毫无疑问地属于被雇佣的劳工。即使不是非常准确，但他们的例子也基本上能够代表一般的规律……

根据“底基理论”，劳动和教育是无法相容的；任何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努力都是不可能的……劳动者有头脑被认为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和不幸。这些人被认为是爆炸性的材料，只有把他们存放在潮湿的地方才是安全的。

19世纪的政治听众已经是消息灵通、见多识广的人了——这也是那个年代的一种大众娱乐方式——而林肯的听众也完全能够理解他所说的是哪些人。奴隶制度的辩护者们经常提到，社会需要有一个“底基”——正如一个南卡罗莱纳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做各种低劣工作、干各种苦差事的阶层”。对于南部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的统治体系来说，奴隶制度只是一个最显眼的特征。另外，让人感觉不光彩的是，美国宪法在19世纪50年代里规定，在根据各州人口分配众议院议员名额时，以及处理涉及蓄奴州的一系列的政治传统时，适用“五分之三”的规则，这些都帮助巩固了贵族势力[17]；而低地地区的精英们也在稳步地剥夺白人小佃农的权利。

1858年，在与道格拉斯的辩论中，林肯的攻击确实占据了优势，而这一优势源自他对道格拉斯的罪行的定性。他认为，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道格拉斯都是贵族们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反对赋予劳动人民以权利的工具：

那些为奴隶制度辩解的人的理由……是那些国王们希望全世界的人民世代为奴而给出的理由……他们总是骑在人民的脖子上；并不是他们想这样做，而是因为人民比较富裕才被骑的，这就是他们的理由。而法官先生（道格拉斯）的理由也是这种阴险邪恶的理论，也就是说：你劳动，我吃饭；你苦干，我享受成果。不管变成何种方式，你将……黑人都将如此。我想要知道的是，如果接受了古老的《独立宣言》——它宣称所有的人原则上都是平等的——但又有所例外，那么它将以何处作为落脚点呢？如果一个人说它指的不是黑人，那么为什么没有另外一个人说它指的不是别的人呢？如果宣言说的不是真理，那么让我们拿出法律文本，把这一部分内容撕掉好了！

在对福特·萨姆特进行攻击之后，有一次在议会的办公室里，在没有南部的阻挠的情况下，林肯和他的共和党多数派发动了一场“闪电战”——他们提出了一项促进发展的法案，这在美国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18]所评论的那样，这是“第二次美国革命”。虽然战争的爆发掩盖了共和党所取得的这一成就的光彩，但战争也同样使得这一法案体现出的远见卓识更加非同寻常。

1862年的《宅地法》规定，任何公民在缴纳12美元登记注册费用之后就可以获取实际未被别人占有的面积可达160英亩的公共土地，包括单身女人和获得自由的奴隶。5年内靠此土地为生，并且在上面建造房屋并种植作物，你只需再缴纳六美元的“证明费”，你就可以拥有这些土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宅地法》促使美国人定居的面积占到了美国整个陆地面积的10%。参议员贾斯汀·莫里尔提出的《1862年赠地大学法案》把公共土地赠予各个州，而各个州可以出售这些土地以取得建立州立大学的资金，这些大学应当注重于农业和工业学科。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有过对农民和技工进行教育的设想；直到现在，通过《莫里尔法案》建立起来的大学仍然是美国州立大学体系的基础。

1862年的《太平洋铁路法案》也非常慷慨地把公共土地赠出，以筹资修建从密苏里河直到太平洋的铁路线，这也是支持发展的政党20多年来的一个梦想。但是，这一承诺当时还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法案也需要好几次修改才能获得筹资的授权。同时，整个项目也在受着丑闻的困扰。但不管怎样，铁路还真的像它的倡导者承诺的那样修建完成了；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它还很接近最初的计划。随着时间的过去，它对于发展的影响证实了它的支持者们那些最不切实际的梦想。通过大幅度提高关税并通过了一个联邦银行法案，共和党/辉格党圆满完成了自己的议程。联邦银行法案虽然存在着很多缺点，但还是帮助这个国家度过了战争并经受住了战争造成的灾难性的金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