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帝立期约为不可能的，故必借重于上帝所告语、所显示，或所差遣以帝名为治之人以居间焉。盖如不然，则吾人不能知吾约之为上帝接受与否也。故立誓而违自然之律者，其誓为无效，若其誓合于自然律，则亦非其誓，乃其律足以为缚束而有效焉。

凡所为立期约之事，必为处乎斟酌之事。盖立约为意志之作用，而意志乃斟酌程中最后之作用也。故其事必在将来，而又断为立约者之所能行也。  

故凡以不可能之事相许者，不得谓之约。若其所为约之物，于约定之后变为不可能，则其约仍为有效，但其效力不拘于该物，而要其相当之价值焉。设使此亦为不可能，则立约者当履行之至尽其所能而止，盖不得强人以所不能焉。  

人之解脱其约，凡有两途：一则履行之；一则由对方宽免之。履行者，义务之终了也；宽免者，自由之恢复，而权利之让还本主也。  

人在混沌之世，以惧而立约，其约为有效；如为敌所虏而允以金钱或他物赎生，则须履行之。盖一方得生命，一方得钱物，此固契约也，而既无公认之权力者以禁其行为，则其约固有效也。故战时之俘虏，以许赎金而得归，则其金必当付之；弱国为强国所胁，而订失利之约焉，则须履行之，除非有新事实之发生，而得因以再战焉。即在有政府之地，若一人为匪绑架勒赎，则其赎金亦应付之，除非国法出而免之耳。盖人之行为如不违法，则约而行之虽出自恐惧，亦不为违法；约之既不违法，则其约不能背明矣。  

前约可使后约为无效：吾今日既以此物授之甲，则明日不能再授之乙，故后之允许，不能为权利之让渡，而为无效。  

为不以武力抵御武力之侵暴之约，其约无效；盖人自救于伤害或拘禁之自卫权利，绝不能让渡之。凡让渡权利，乃欲自卫也，若让渡而不自卫，则此为无效，而无拘束之力。今有人与他人约曰：“使吾不为此事，则杀我。”此为可能之事；但绝不能约曰“若吾不为此，则君来杀我时，我不抵拒”也。夫人性每趋向危险之较小者，抵御之与坐而受死，其危险之大小固别矣。故已决之囚，引赴刑场，必以兵卫之，虽其囚已服罪，然不能不戒备焉。  

与人约而发自己之罪，又无获宥之保障者，其约亦无效。在自然之世，人人自为其法，则无所谓告发。若在立国之后，则告发有罪，刑罚必随之。刑罚者，武力也，故不能为不辞刑罚之约。不特此也，使所发觉之人为吾父、为吾妻，或为吾之恩人，如其被刑，则吾亦获痛苦者，则其约亦无效焉。  

盖使如是之告发者其词为非出之自愿，则是与其天性有违，而不可为据，而其人实亦不负为证之责。又凡以刑讯而得之词，皆不足以为据，盖严刑之下，被刑者之所述，或信或否，皆但以求全其命，不暇顾其所言之云何也。  

文字之力不足以制人之必履其约，上文已明之矣。然在人之天性中，尚有两端可以坚信约之力者：其一，则惧违约之祸也；其二，则其履约之荣也。唯人于争财、争权、争逸乐，荣誉殊不足以阻之，故第二端往往不可恃；可恃仍为惧之念。惧有两种：一惧神怒；一惧人怒。前者由于宗教，在无国之世亦有之；后者则不然。在自然之世，唯战争能定曲直，故纵有和平之约，而不足以限人之贪权及淫欲，其所惧者唯有其所信之无形之神耳。故当此之时，欲与人为约，则必令其就所惧之神而发誓焉。誓也者，即谓如所约而不行，则遭神之降罚是也。“使尤比德神杀我，如我之杀此兽然”，此野蛮时代宣誓之方式也；“吾将为此、为彼，请上帝助我”，此吾人今日宣誓之方式也。宣誓者，又必附以郑重之仪文，盖所以益其惧焉。  

故凡宣誓而不依其立誓人之方法，则无效，即不以所信为神之名而誓，实不为誓也。以帝王之名为誓者，则以其帝王有神之身份焉。滥用上帝之名以誓者，谓之大不敬。顺口为誓，任取何物之名，则为一种多言之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