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份，我父亲从肯尼亚回来了。我们全都提心吊胆地等待他的归来，我们都相信，他在经历了四年的俘虏生活后，回到我们身边时肯定没什么好心情，法西斯主义倒了台，墨索里尼不光彩地完了蛋，他自己的军事抱负也破灭了，他的未来也成了泡影。但是，也许是他的健康受了损害，也许是他经受了过多的挫折和侮辱，也许是他这个旧军官的最后一丝骄傲理由，他小儿子的体育才能———是他把自己对武器和狩猎的兴趣传给了这小子———也因基多的死而化为乌有，反正，这军官根本就没有像我们事先如此担心的那样再出去抛头露面，而是整天乖乖地坐在厨房的一角，要上一杯红葡萄酒喝着。

我们以为，他一旦振作起精神来，就会以他的哀诉和他的责难让我们遭罪。但我们显然低估了他辛酸的深度，他沮丧的强烈。在家里的最高一层楼上，有一个无法住人的斜顶的小间，平时用做堆放废家具的储藏间。他决定躲进那个灰尘蓬蓬的陋室，在那里度过夜晚，以及白天的绝大部分时间。他衣服也不脱，就倒在一张从旧军营里搬来的行军床上，只是到吃饭时才下楼。他再也不谈论他肩章上还缺的第四条饰带，也没有一次想到继续行使他做丈夫的权力，甚至还彻底放弃了掌管家政大权的愿望。他把自己化为了自身的影子，我们听见他趿拉着旧拖鞋，走在楼上的过道上，嘴里嘟囔着没头没脑的词儿。出于军人的本能，他把自己安置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子上，以便监视我们的来往行动；出于嘲讽，他选择了满是破椅烂凳、无用杂物的废品库，这是他残破生涯和他残废希望的象征。

每天晚上，我在他的门口放上一大瓶皮诺葡萄酒，他一个人就在那些高悬于房梁上的战利品中间把它喝完。每天两升十四度的红葡萄酒。餐桌上，他用他死里逃生的龋齿，一声不吭地嚼着煮牛肉，几丝肉丝沾在他的小胡子上。你还记得那个时代，他把我摁倒在厨房的桌子上，往我的眼睛里滴眼药水吗？当年把我摁得无法动弹的力量，如今使他的牙翘起在嘴唇上，镶着金牙的牙豁子露了出来，在他的颌骨前闪闪发光。现在，除了那张劫后余生的嘴，他就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向我显摆了。他充血的眼睛，骨碌碌地不停乱转，兴许是酒精产生的效果，兴许老是想着同一件事想得多了。慢慢地，这种寂静而又眼泪汪汪的暴政，在我们看来，反倒比以前的夸口和咆哮更难忍受。但是，一开始，这位一家之主过早的衰老，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牛皮大话和可疑的暴力，而反倒是一种奇妙的恩惠。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沉浸于对弗留利战后生活的庆贺。考虑到种种新的创伤和悲哀，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放松和幸福的阶段，尤其对我来说，它是我生命中最温馨的季节。

尽管有好几个月时间的绝对贞洁，这一点恐怕还是免不了会让你吃惊，你这人，我紧迫地求你给我至少一点点看得见、摸得着的爱的表示，这是你答应过我的。我在卡萨尔萨周围村庄的公共学校给孩子们上课。星期六晚上，伙伴们来找我：伙伴们，是的，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指称那些人，把我跟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一条模糊的、无忧无虑的、快乐的连线，我们一起骑自行车远足，参加大众舞会，夜晚还有饮酒聚会。有一个伙伴叫努托，跟姑娘们在一起时最大胆，头发像非洲人那样短而鬈曲，皮肤黑得像煤炭，在汗水和美发油的作用下闪闪发亮。他在自行车把手上插上一枝英国山楂，嘴上还咬着一截，一边走一边摇晃。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脖子上围一条丝围巾，或者在蓝色牛仔裤的屁股上贴一颗纸星星，是从美国杂志上剪下来的警察佩戴的星星。他若是去参加什么舞会，那些被指派看管自行车的年轻小伙子，都会争先恐后地照料他的那一辆，把它调放到可靠的地方，而他则直奔舞池，以他耀武扬威的入场，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另外有一个，叫曼利奥，栗色头发，波浪型的，随身总带着一个手风琴，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每一次节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大活宝。第三个，艾尔米罗，向他当农夫的叔叔借来一挂拖车，由一匹花斑白马拉着，带着他的女伴们坐马车赶来，一边唱着歌，一边大呼小叫。他的身体很弱，手上总捏着一块手绢，时时准备对付一阵阵的咳嗽，他仔细地梳出一条头路，把一头漂亮的金发一分为二，还让一绺头发耷拉在脑门上，就在那双尖利如钢的眼睛上面。

跟异性的关系仅仅限于一些和善的调情，没有后果的那类，而且只是做给塔里亚门托河左岸的小伙子们看的，告诉他们，波代诺内那边的小伙子们就用不着费心这些征服了。姑娘们很快站在一旁，等争吵过去后，以千倍的兴奋，扑向美酒和音乐。酒瓶子一个个堆放在棚架下的木头桌子上，曼利奥满头大汗，筋疲力尽，用他的乐器拉出最后一曲狂热的狐步舞。他的对手，来自法艾迪斯或者科德罗伊坡的乐手，更是精疲力竭，手指头僵得痉挛不已，连连求饶，承认吃瘪。随后，我们四个人，全都消失在夜色中，彼此送对方回家。绿廊藤架下的一个小小手势，就表示了我们对静静坐在长椅上的小姐们的从容告别。

于是，节庆中最丰富、最幸福的时刻开始了，尽管我今天已经无法向你细说我们的喜悦。寂静中，我们骑行在尘土飞扬的路上，伸长耳朵聆听猫头鹰的叫唤，闻着带有瓜果香味的熏风，把被我们车灯的光迷住眼的刺猬从车辙中捡起来，裹在一件衬衣中，捕猎一只在家禽棚周围溜达的狐狸，毫无疑问，对我们来说，再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事情了，它足以令我们心花怒放，感到无比幸福。艾尔米罗早已把马车打发给了一个年轻的表弟，让他赶回去了事。我们三个骑车的轮流带他。努托趁此机会露骨地抚摩他，在他的脖子上留下一个个吻，还在他的嘴上重重地响亮地亲了一下。我们全都开心地大笑起来。我们同伴的动作，丝毫不带有任何暧昧的小算计，只是证明这个黑家伙实在过于活跃，无法抵御好奇心，要尝一尝金发少年的白皮肤和苍白嘴唇的滋味。同样，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当我们渴望赤身裸体地在塔里亚门托河里沐浴时，我的朋友们也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难堪，而只有彼此显示各自肉体的快乐。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时，我们还在桥中央停下来，一起往河里撒尿，比一比谁的阳具更长。我恶作剧似地玩着这游戏，在我们决定要显示的某种状态中，我每每总是大获全胜，而我们中的唐璜，那位暴躁的努托，则输得一败涂地。

这就是直到1950年的意大利。在依然狭窄、两旁依然种着梧桐树的公路上，遇到的自行车要远远多于汽车；在牧场上，没有被杀虫剂灭绝的萤火虫，为漆黑的夜晚带来了它们亮闪闪的芭蕾；山羊奶酪在潮湿而怪味的地窖中酝酿成熟，而不会像在冰箱的奶酪 专柜中变硬。年轻的公畜沉湎于它们并未意识到的彼此吸引中，而这一吸引也并未使它们在集体中孤立。我可以成为“我自己”，而不变得“异样”；甚至不感到需要发作，需要在一种直率的冲动下，粗暴地对待比抚摩还更温柔地包围住我们的弥散的感觉。我知道，我只要伸出手来，就可以为我的幸福多增添一份重量：但这动作因我们彼此间缺乏抑制而变得无用。我对未来毫无畏惧，我对现在毫无苛求。这是我生命中的唯一时刻。我们彼此搂着腰走在街道上。看到两个小伙子被一种表示亲热的身体符号联结在一起，善良的人们在家门口并无恶意地摇起了头。

肺结核同样也是这个已消逝了的意大利的一个组成部分。艾尔米罗出发去了一个疗养院，到了那里后，因为病情太重，就死了，成了牺牲品，当时的人过于相信自然疗法，相信乡村的新鲜空气，相信煎洋槐糖汤喝，相信母亲们、姨妈们、姐妹们、表姐妹们的热心照料能治愈一切病，以至于真的耽误了他的治疗。

每个黄昏都能给卡萨尔萨带来一种家庭生活的一幕幕宁静而又熟悉的场景，根据时辰的节奏，还有季节的变化，田里的活儿该歇歇了，晚饭该去准备了。农夫们坐在装满干草的车上回村，由两头棕色的牛拉着走。孩子们把母牛赶到由一个摇把汲水的小水池中去喝水。一个小姑娘先给自己的发辫系好结带，然后把牛奶给果品店送去。她让我想起来我童年时的女伴奥蕾丽娅，她今天已经嫁到了乌迪内，成了殷实的小市民。教堂对面的广场渐渐热闹起来，各家门前飘逸出玉米粥的香味，门窗上也透出了灯光，这时候，堂·保罗，趿拉着金色的桤木鞋，高高地撩起教袍，从本堂神甫住宅中出来，走到教堂，在祭坛两边点上蜡烛，准备做晚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