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个非常忙碌的人，在家的时候很少。就算在家也不会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很惧怕这个父亲。我想要父亲的钢笔又不敢开口，一个人思前想后苦恼了好久。有天晚上，我闭眼躺在床上，呓语似的向邻屋中正在与客人谈话的父亲低低地呼唤着：“钢笔，钢笔……”然而可想而知，这话既未传进父亲的耳里也未进入父亲的心中。又有一次，我和弟弟在屯满了米俵的大米仓里玩得正开心，父亲叉手站在门口大吼着：“小家伙，出来！出来！”因为背着光，父亲的身体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巨大的黑影。当时那种恐怖感，我至今忆及还心有余悸。

我与母亲也不甚亲近。由乳母的乳汁喂养、在叔母的怀中长大的我，到小学二三年级为止对母亲都全无印象。那还是两个男工告诉我的……一天夜里，睡在我旁边的母亲感觉到我的被子在奇怪地耸动，便问：“你在干吗？”我不知所措地回答：“我腰痛，在按摩。”母亲只是半睡半醒地嘟囔了一句：“揉一揉就好了，不要捶……”我只好无声无息地在腰部抚摩了一阵。关于母亲的记忆，多数只令我倍觉寂寞。有一次，我从大柜里翻出哥哥的西服套在身上，一边在庭院的花坛间信步闲游，一边随口哼唱着即兴创作的忧伤小调，眼眶也渐渐湿润了。我想穿着这身衣服和在账房干活的学生一起玩，打发了女佣去叫他，但那学生迟迟未到。我一边等，一边用鞋尖划拉着里院的竹篱墙，逐渐失去了耐心。我将两手插在裤袋里哭了起来。母亲见到我在哭，不知为什么，扒下我那身西服就在我屁股上“啪啪啪”打了几大板。我感受到了一种锥心蚀骨似的屈辱。

我从小就很注意穿着打扮。衬衣的袖口没有纽扣就不行。我喜欢白色法兰绒衬衣。内衣的襟领也必须是白的。连那个白襟应露出外衣领口一分还是两分，我都有讲究。中秋节那天，村里的学生们都盛装来到学校，我每年也必定会穿上粗条纹的茶色法兰绒外衣，在校舍狭窄的走廊上像女人般婀娜多姿地迈着碎步小跑。我尽量隐藏起自己这种好打扮的一面，因为家里人老说我的容貌在兄弟里面是最难看最难看的，要是被他们知道这个长得“最难看”的男孩竟然那么爱打扮，我一定会沦为众人的笑柄吧？于是我反而装作对衣装漠不关心，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收到了效果吧，不管在谁眼里，我都是个笨头笨脑的土包子。我和兄弟们同桌用餐的时候，祖母和母亲经常会一本正经地说到我长得丑，我心中其实很不甘。我相信自己是个好男儿，还曾跑到女佣们的房间去，拐弯抹角地探问她们：兄弟中间谁最好看？女佣们大抵都说：长兄最好看，其次便是阿治了。我脸红了，但心中仍有一点点不满。我希望她们说我比长兄都要好看。

不光是容貌，我的笨拙也令祖母她们颇为不满。我每次吃饭都因拿筷子的方式拙劣而被祖母批评，她还说我行礼的时候屁股撅着很难看。祖母让我端端正正地坐在她面前反复练习行礼，不管练了多少次，她都从未夸过我做得好。

祖母对我来说也很难应付。村里的小剧场开张时，东京有位叫雀三郎一座的艺人曾来演出，公演期间，我一场不漏地跑去看。因为那个小剧场是父亲建的，所以我每次都能免费坐到好位子。放学回家，我立刻换上轻柔的便装，在腰带上挂一根顶端串着小铅笔的细银锁，便朝小剧场奔去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歌舞伎，十分兴奋，就连观看滑稽剧时都常常流下泪来。那一轮公演结束后，我将弟弟和亲戚的孩子们聚拢来凑成一座，自己演起了歌舞伎。我从前就好鼓弄这类活动，经常招集起男工和女佣们，给他们讲故事、放幻灯或放映活动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