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你必须出类拔萃。”出于这种自我逼迫式的想法，我也确实在努力学习。升上三年级以后，我的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要想既不被人说成书呆子又稳坐第一是很难的，或许仅仅因为不想遭到这样的嘲笑，我甚至学会了让同学们顺从自己意愿的技巧。连一个绰号叫“蛸”的柔道部主将都听命于我。教室的角落里放着一只装纸屑的大罐子，我有时指着它说：蛸也钻到罐子里去怎么样？蛸就会真的嬉笑着把头伸到那个罐子里去。笑声从罐子里发出来，听上去有些异样。班里的美少年们也大都听我的。我将许多三角形、六边形和花形的绊创膏星星点点地贴在青春痘上也没有人笑我。

为了这些青春痘，我很是烦恼。那段时期，青春痘也渐渐多了起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就用手抚着脸探摸青春痘的状况。虽然我用过很多种药，但全都没有效果。后来我去药店买药的时候，不得不把药的名字写在小纸片上，装作是受人之托的样子问：“有没有这种用药？”我将青春痘视作欲情的象征，害臊到差点万念俱灰了。我甚至想过干脆死了算了。家里人对我容貌的恶评也达到了顶峰。已经出嫁的大姐姐甚至说：没人会愿意嫁给阿治的。我只有拼命地抹药。

弟弟也担心我的青春痘，替我买过很多次药。我从小就和弟弟关系不好，弟弟考中学的时候我还咒过他考不上，然而，两人这样离开家一起生活之后，我才渐渐了解了弟弟的好性情。弟弟越大越变得内向和沉默寡言了，虽然也会时不时在我的同人杂志上发表些小品文，但都是些柔柔弱弱的文章。他为自己的成绩不如我而长期苦恼着，我若去安慰他，反而会让他更不高兴。此外，弟弟前额的发线像富士山一样呈三角形，看起来有些女气，他为此也很不快。他还坚信自己是因为额头窄所以头脑才会这么糟糕。只有对这个弟弟，我什么都可以答应。我那时与人相处，要么完全隐藏自我，要么完全敞开心扉，二者必居其一。我和弟弟之间，无论什么话都能互相坦言。

初秋的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我俩来到港口的栈桥上，沐着海峡那边吹来的习习清风谈起了红线的话题。那是学校的国语老师有一次在课堂上讲的：我们的右脚小趾上连着一根看不见的红线，它吱溜吱溜拉得老长，另一端连在某个女生的同一只脚趾上，两人即便相隔多远，红线都不会断，即使离得再近——例如迎面相逢——红线也不会打结，所以我们注定要娶那个女生为妻。我第一次听到这话时非常兴奋，一回家就转述给了弟弟。那天晚上，我们一边倾听着涛声和海鸥的啼鸣，一边又谈起了这个。“你的那一位现在在哪儿啊？”我这么戏问弟弟。他双手扶着栈桥的栏杆摇晃了两三次，恶声恶气地回答：“在庭院里走着。”我想：一个穿着大木屐、手持团扇、在庭院中凝视着月见草的少女，与弟弟真是太般配了。轮到我说的时候，我看向晦暗的海面，只说了句“系着红腰带的……”便闭上了嘴。这时，从海峡对面来了一艘联络船，那船如同一座大型旅舍，从众多的窗口中流泻出橙黄的灯光，缓缓地自水平线那一侧浮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