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半天，曾国藩终于放下了筷子，他突然站起身来，对着还在喝稀饭的李鸿章很认真地说：“少荃，你既然来我幕中，我就有言相告，到我这里来的人，都得守一个‘诚’字！”

说完，曾国藩拂袖而去。

据说，李鸿章端着个碗，站立当地，一时呆若木鸡。

要说曾国藩的这个实践教育效果真是出奇的理想，自此以后，李鸿章痛自反省，再也不敢睡懒觉了，而且后来，再也没有在个人习惯上被他的老师曾国藩指责过。曾国藩也因此认为，后来的李鸿章无愧于自己曾门真正的传人。

那么，我们会奇怪，曾国藩为什么不让李鸿章睡懒觉呢？人家李鸿章后来不是说头痛了吗？不是等于补了病假条了吗？而且曾国藩教育李鸿章，只说必须要守一个“诚”字，这和他说的败人两字在傲、在惰，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叫要说到曾国藩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了。

从社会的角度看，我们知道，曾国藩的生活年代主要是1840年前后，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耻辱、最为沉重的近代史的开端。这时候，西方列强入侵，晚清政治腐败，四方起义不断。曾国藩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所谓“家国天下”，欲求治国平天下是每一个儒生的人生理想。但面对时局，曾国藩的认识是：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诚朴，道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曾国藩全集·家书》）

这话是说，天下乱了也罢了，比天下乱了更为可怕的是，当时全天下的人心也乱了，当官的只知道贪污腐败、搜刮民脂民膏；商人只知道唯利是图、一味官商勾结。在这种社会风气下，百姓也只能随波逐流，普天下哪还有什么人讲究君子之道！所以救天下之急，务必要正本清源，要有二三君子，以诚心来面对天下，以图给世人以示范，从而渐渐地改变全社会的风气。要不然，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要彻底完蛋了。曾国藩说，我不能敢叫日月换新颜，但我可以做这样的君子，从诚信开始，一点一滴，勤劳努力地做好自己，以求无愧于社会，无愧于自己的人生理想！

所以，“诚”对于曾国藩而言，是他欲纠正天下风气的根本。他讲究对人诚、对己诚、对上诚、对下诚，一个诚字不够，他强调说要“血诚”，就是把“诚”的程度推到了极致。

而要做到诚，就必须防范两个字，也就是他说的“败人抹你黑”的两个字，即傲与惰。

这一点就是从个人人生塑造的角度上来说的了，所以也就成为他家训中的一块非常重要的内容。

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僚中的地位渐渐重要起来，也就渐渐有点恃才傲物的苗头，这是什么？这是傲！他又生于官宦之家，吃不得苦头，早晨睡懒觉，看上去无伤大雅，但却是标标准准的惰字在作怪。所以虽然只是治李鸿章睡懒觉，曾国藩却以一个诚字来教训他。而李鸿章当然知道曾老师这个“诚”字背后的人生意义，所以听了这番教训之后，如醍醐灌顶，并痛自反省，自此以后才焕然一新。

对于这件睡懒觉被骂的事，李鸿章后来从不讳言，他回忆这事儿的时候，曾跟他的好朋友刘秉璋说，我李鸿章拜过的老师多了，但没有谁能像曾老师这样，随时、随地、随事都能给我这么重要的人生教诲！

可见，李鸿章真不愧是曾国藩的好学生，而曾国藩也真不愧是李鸿章的好老师。师生如此，才叫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