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描述参与讨论的其他人的忠诚同样可疑，但就他们而言，这怀疑归因于紧随该著作的出版而来的事态。1522年，即《用兵之道》出版后一年，其他这帮参与者全被放逐，因为他们在一项企图罢黜佛罗伦萨实际统治者、枢机主教朱利奥·德·梅迪奇的重大密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他们有如科西莫，是马基雅维利的年轻朋友，并且像科西莫那样，"对伟大壮丽之事怀有火热情感"（《用兵之道》第1卷第3、11句）。他们帮助煽起的密谋由索德里尼家族领头，那是马基雅维利曾为之效劳的共和政府的首脑皮耶罗·索德里尼的家族。 他的年轻朋友们的抱负看来导致他们试图推翻一个披着共和外衣的君主政府，以便设立一个较真实的共和制政府。

法布里齐奥胸怀二心的缘由，他作为军人与和平时期顾问这双重角色，可以看做是《用兵之道》针对的根本问题：军事生活方式与平民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用兵之道》前言第1句）。这两者是否在本质上彼此抵牾？军事训练是否是培养公民爱国主义的学校？或者，平民生活是否应该被用来缓减军事生活的严苛？法布里齐奥的年轻提问者们同样胸怀二心，这就激起了相关的问题：平民生活应该是生气勃勃的与共和式的吗？或者，它能否在一个王邦侯国里过得一样好？合起来，这些问题引人深入到关于马基雅维利整个思想的学术争论的最实质处。对那些追随汉斯·巴隆路径的学者（例如J. G. A. 波考克、昆廷·斯金纳和毛里奇奥·维罗利）来说，至关紧要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士兵向共和公益（the common, republicangood）作无私奉献。然而，对列奥·施特劳斯、哈维·曼斯菲尔德、维基·苏利文等人的观点来说，同样至关重要的是马基雅维利被视为释放了自私的激情，即使他倡导对这同一些激情的操控，以服务于合益（the aggregate good，却说不上是公益）。曼斯菲尔德是唯一将《用兵之道》置于那类为帮助解决这一重要问题所必需的广泛（虽则是初步）审视之下的学者。 然而在总体上，就军事生活与平民生活问题的重要性，那些采取巴隆"公民人文主义"路径（civic humanist approach）的人一向有更多的话讲。

对波考克来说，这个问题绝对重要。他那篇幅浩大的《马基雅维利时刻》的核心论点在于，马基雅维利以某种方式提供了古典政治生活理论与后来大西洋共和传统之间的根本联结。 在他论辩的关键一步上，波考克断言人性可以靠军事美德这一手段臻于完美，并且宣称有必要"理解在马基雅维利心目中个人的军事能力与公民能力之间--简言之即军人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他将这关系当做双重的：只有一个公民才能成为一个好士兵，只有一个士兵才能成为一个好公民。也就是说，军人对公益的奉献精神必须转续到政治中去。波考克论证说，对马基雅维利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