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马基雅维利研究系由施特劳斯的著作激起，其中最重要的是哈维·曼斯菲尔德的著作。 这一路径与"公民人文主义"解释之间的反差显著得无以复加。确实，著名的"施特劳斯派学者"尖锐地批评了后一学派的三位主要人物。维基·苏利文批评波考克将《李维史论》解释成全心献身于公益的明证， 内森·塔尔科夫剖析了斯金纳的总的方法论，连同他对《君主论》的特定解释， 曼斯菲尔德近来提供了对汉斯·巴隆的论点和公民人文主义这观念本身的一整套批评。

对第二手文献的这番简短回顾，表明了至此涉及的下列三个问题之间的紧密联结：平民生活与军事生活的关系，《用兵之道》与其人文主义思想环境的关联，马基雅维利对古代资料来源的使用。在第二手文献中，一个问题上的一种立场使得另两个问题上的一种立场成为必需。那些将自我牺牲性质的奉献视为关于战争的道德-政治教诲的人倾向于认为，马基雅维利的当代环境和他对古代的忠信决定了他的思想；另一方面，那些将对于自私激情的操控认作其教诲之道德-政治核心的人认为，马基雅维利至少像我们一样清楚他的环境，试图以精巧地吸收他的古代资料为手段去转变它。于是，马基雅维利就战争和政治教诲了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便与一个史学或文学问题两相交织，那就是如何阅读他的著作。要在分别由巴隆和施特劳斯率先开辟的路径之间做决断，唯一不武断的方式就是通过仔细解释这对话：一种对马基雅维利的文学和哲学伟大显示出应有敬意的方式，同时不忘其著作的军事、政治和思想背景的方式。我试图在"解释性论文"中提供这么一种处理方式。

在此，就如何阅读《用兵之道》提供一点引导是合宜的。与法布里齐奥只是马基雅维利的传声筒这一流行假设相反，亦与曼斯菲尔德的可取得多的理解--将法布里齐奥理解为其观点因对话行为而侵蚀的人文主义代表 --相左，我断定这位年长的雇佣兵首领乃马基雅维利本人的一个自觉谨言慎语的化身。法布里齐奥的（和马基雅维利的）充分认识部分地依靠较年轻的讨论参加者向他提的问题得到明示。这不是说较年轻的参加者可以被认作等同于马基雅维利（甚或比法布里齐奥更密切地与之结为盟友）； 相反，这对话作为一个整体，显示了生气勃勃的青年的要求如何能有助于去掉聪明的政治话语的道德面纱。直到马基雅维利时代，政治哲学家们一向规避政治统治特有的、尤其是其创立时刻特有的暴力和欺骗。他们做到如此的办法是指责或美化这暴力或欺骗，或者将其训条安在品德可厌的人物嘴上；否则，他们干脆就此保持审慎的沉默。对话开初，法布里齐奥承续这一缄默传统。然而，为回应即使彬彬有礼却仍锲而不舍的问题，在《用兵之道》第2卷第81句他灵巧地开始改弦易辙，转向马基雅维利自己在去世后为人所知的直言不讳；到该著作末尾，已能听到他主张效法暴虐和欺骗近乎登峰造极的两个头等范例，即亚历山大的父亲马其顿的腓力和居鲁士大帝，而不是模仿道德卓越的共和国将领（《用兵之道》第7卷第204，243句；参见《李维史论》，Ⅰ 26，Ⅱ 13）。可是，法布里齐奥仅仅开始踏上导向马基雅维利的直言不讳的道路，注意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尽管如此，以对话蕴含的哑剧为手段，马基雅维利仍将这政治真理的部分披露搬上舞台，从而突出了在他死后面世的、他那内容广泛的著述所含辞令的最显著方面--它对青年人的较粗野激情的感染力（《君主论》，第25章结尾；《李维史论》，Ⅰ 60，Ⅱ 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