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小时，余下的客人才全部到齐。

所有的客人都露面以后，我领着杨增新进入宴会厅，宴会上只有中国菜，所有人整整坐了3张圆桌。有几个人发表了讲话，我的心情很好。

讲话的人通常站着，讲完之后绕着3张桌子与每个与会的人寒暄几句以示尊敬。我讲完话转了一圈后回到我的座位时，发现杨增新正坐在我的椅子上与徐教授谈得热乎，我只好坐在杨增新的贵宾座位上，一会儿他转过头附在我的耳边悄悄说： 你问问徐教授我给他说了什么。

徐教授告诉我，说杨增新请求我在瑞典为他购买10辆适合在新疆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我一回来他就付款，而且我还可以在考察期间无限制地使用这些汽车。

我随后与杨增新和布尔汗详细讨论了这件事，我建议他先买回4辆，他同意了。

5月5日，我驱车前往杨增新的官邸向其告别，卫兵说杨增新正与俄国总领事一起用餐，于是我只好将名片递了进去。然而，当我坐上马车准备返回时，杨增新的汽车开进了院子。他本人和布尔汗从车上下来，示意我过去。杨增新拉着我的手走进官邸，我们一起坐在前屋交谈，内容涉及我的旅行和返回。他又提到了汽车并要求我带两名会讲俄语的瑞典技师来迪化帮他维修汽车，我答应尽量照办。

杨增新累了。15分钟后我起身告辞，他陪我穿过院子走到马车边，再次祝愿我一路平安，最后他说： 快快回来。 然后车夫一声鞭响，马车跑开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杨增新。

接着便是5月6日，我非常希望能够静悄悄地离去，但现在无法如愿。黑德、玛斯考尔、玛森巴希、穆伦温格和我们需要思考许多小的事情。最高当局传来命令，要求我们在公园的亭子前出发，樊大人、刘大人以及其他朋友将在那里为我们送别。我再次听到了不厌其烦的长篇大论。杨增新委托樊大人向我转达他的问候，并附上他的大红名片，我也请樊大人代为转达我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刘大人将在3天之后离开迪化，经由西伯利亚和哈尔滨前往天津，在那里经办他本人和杨增新的事情。他非常周到地将我们的两个人 文物收集人李和仆人张纳入他的随员之中 这两人一直要求回家。我曾想将他们沿大商路经由肃州送回，但由于杨增新不希望他们通过甘肃，这样就剩下西伯利亚一条道可走了。现在，多亏刘大人的包纳精神，他们有了一次绝好的返乡机会。

时间过得很快，两辆汽车已等在台阶前。我起身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然后登车离开花园、离开迪化，经由新疆北部进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波兰，前往柏林和斯德哥尔摩。

6月2日我刚到柏林，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事件就已传遍全球 张作霖被谋杀，北京陷落。南方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胜利，人们终于可以指望中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统一起来了。自然，我也在考虑这些事件将会对新疆和我的考察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6月底，我在斯德哥尔摩接到胡莫博士的来信，这封信在5月27日就已经发出。信中谈到了迪化的局势，说到那时为止一切还都平安无事，信中还说霍德、傣特曼和李已于5月10出发前往查尔克力克去建气象站。5月22日沃尔兹和李带着同样的目的也去了库车。5月11日胡莫前去拜见杨增新，请求杨增新允许他在博戈多 奥拉进行一次植物学考察。杨增新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并请他测量一下福寿寺旁边的小湖的水深，看看那儿的山地气候是否对他的健康有好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他就打算夏天在这个 圣山 上待一段时间。其余时间胡莫就在迪化周围进行植物学考察，访问病人也越来越成为他的一种习惯。

徐炳昶教授和赫姆波尔少校是我离开考察队期间的负责人，他们忙于指导几名学生进行气象观测。赫姆波尔曾请求杨增新允许他派一支旅队前往额济纳河气象站取回我们于11月留在那里的15匹骆驼行李，杨增新表示不能同意，这再次说明他不愿与甘肃发生任何联系。在信的末尾，胡莫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