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侦探文学的主流观点倾向于把海伦·麦克洛伊归为美国的“现实主义”（realist）流派。该流派由R.奥斯汀·弗里曼创立，之后由弗里曼·威尔斯·克洛弗兹发扬光大。一些著名的推理小说家，如E.C.本特利、道洛西·赛耶斯、G.D.H.科尔和M.科尔夫妇、约翰·罗德、罗纳德·诺克斯神父、亨利·韦德、米尔瓦德·肯尼迪等都属于这一流派。现实主义推理小说的一个最典型特征是把故事设置在现实的场景（经常是场所）之中，其中不乏对场景具体而细致的描述，使人读来身临其境。海伦·麦克洛伊便是如此。她的作品多以真实环境为背景，比如《月光下的男人》的学校、《谋杀提示》的剧院、《妖怪市场》的小岛，无一例外给人以可信的现场感。海伦·麦克洛伊还特别钟爱战争这一现实主义题材。她有多部作品以战争为背景，融合侦探、间谍、追捕、动作等多种元素，展现出20世纪的时代风貌。典型的例子包括早期作品《月光下的男人》、《妖怪市场》、《恐慌》、《跑掉的那一个》以及晚期作品《广义身体》、《冒名者》、《烟镜》。

现实主义侦探（无论是警察还是业余侦探）喜欢按照一定的程序破案。从勘察现场到搜集线索，从整理证言到审问疑犯，每一步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相比推理而言，他们更强调证据，尤其是实物证据，比如足印、鞋印、轮胎印、手印、烟头、烟灰、火柴、手帕……海伦·麦克洛伊的一些早期作品很明显属于这种“单线式”破案，比如中篇小说《无名线索》和长篇小说《妖怪市场》。物证在海伦·麦克洛伊的早期作品里占有很大比重，比如《月光下的男人》的打字机、《无名线索》的黑色硬纸盘、《谋杀提示》的凶刀、《妖怪市场》的酒瓶和蜡烛印、《恐慌》的非人类足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至后期作品方才有所减少。

现实主义的侦探和嫌犯因剧情需要而经常繁忙移动，所以不在场证明便成了案情关键。海伦·麦克洛伊的很多早期作品，尤其是非系列作品，经常充斥着复杂的人物移动，比较典型的有《妖怪市场》、《请勿打扰》、《独行女》、《未完成的犯罪》，但她从不刻意强调不在场证明。

从破案技术上来说，麦克洛伊的作品强调科学知识的运用，很明显是受到R.奥斯汀·弗里曼和亚瑟·瑞夫创立的“科学侦探”的影响。而其早期作品《死亡之舞》和《谋杀提示》都使用了“列表”这一辅助工具，那是弗里曼·威尔斯·克洛弗兹的最爱。

由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海伦·麦克洛伊的作品确实在很多方面带有现实主义的烙印。不过我们在后面亦将看到，麦克洛伊和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有所不同———她的作品覆盖面广，既涵盖了传统的侦探、间谍，又囊括了新潮的悬疑、惊悚，经常同时具备现实主义和直觉主义的双重特征，并附带她本人的创造性发挥。她的早期和晚期作品，系列和非系列作品，都存在较大的风格差异。总的来说，在欧美推理小说名家当中，海伦·麦克洛伊是极为多元，颇难归类的一员。这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是她的作品好看的地方。基于这些原因，我不提倡“一刀切”的分法，简单地把她归类至现实主义流派。

“心理侦探”的鼻祖———拜佐尔·威灵医生

后人评价一位推理小说作家，最重要的是看他（她）对推理小说这种类型文学做出了哪些发展和创新。我认为，海伦·麦克洛伊对推理小说的最大贡献，就是创造出“心理侦探”这一崭新的侦探模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心理学在推理小说中的应用，可以一直追溯到埃德加·爱伦·坡的《莫格街谋杀案》（不同的人对房间里的声音有自己的想象）和《失窃的信》（心理盲点），但那都是短篇作品，分量稍嫌不足，而且心理分析并非侦探的主要工具。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心理推理小说，恐怕要数C.戴利·金于1932年发表的《海上的庸人》。在该书中，作者将船上发生的一桩命案命名为“心理学家的谋杀案”，并独具匠心地安排四位心理学家对案情逐一进行推理。可惜的是C.戴利·金虽然本人是心理学家，却没有把这一模式发扬光大，而海伦·麦克洛伊却从1938年的《死亡之舞》开始，完整建立了“心理侦探”这个模式。

所谓“心理侦探”是相对“物质侦探”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古典推理热衷于收集指纹、烟头一类的物质线索，到了威灵医生这里，则更看重嫌疑人的话语、感觉、思想、行为等一系列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线索。① 他身为心理医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能比常人更轻易地深入疑犯的内心世界，洞悉疑犯费心隐藏的秘密。在出道作《死亡之舞》中，作者借拜佐尔·威灵医生之口说出了下面这句话：“每个罪犯都会留下心理学的指纹，他没办法戴上手套遮住它。”这既是威灵医生的出场宣言，也是他一贯的破案纲领。他经手的每件疑案，最后几乎都是按照这个指导方针找到罪犯的心理破绽。比如《死亡之舞》，凶手的一个下意识的不自然举动，就是威灵医生破解其动机的核心线索。《月光下的男人》中的凶手一句下意识的话，反映出他（她）对某人心怀仇恨。《致命的真相》和《谁的电话？》当中的凶手都是一句话不小心，暴露出自己的某种感官异于常人。《冒牌的拜佐尔·威灵》中威灵医生通过分析盲人对世界的感觉，得以解开奇怪的死亡留言。而最具代表性的心理线索，恐怕要数《谋杀提示》当中凶手的怪异行为。凶手为何两次闯入剧院附近的刀具店，却没有偷走任何东西，只是放走了笼子里的金丝雀？拜佐尔·威灵医生在最后给出了完美的心理学解释。

心理线索不只局限于人，还可以推广到动物。《分足先生》里鹦鹉转述的死亡留言，《恐慌》中狗的异常行为，都是动物留下的心理线索。此外，海伦·麦克洛伊还特别喜欢“涂鸦”这种线索。一般是受害者或者凶手在纸上留下奇怪的记号，含有某种隐晦的意义，一旦它得以破解，案情也就明晰了一大半。涂鸦本身是物质线索，但它反映的是受害者或凶手当时的思想，因此也可算是一种心理线索。《妖怪市场》中，死者生前留下的由饼和方块构成的神秘图形；《跑掉的那一个》中，由E、I、R三个字母组成的圆圈；短篇《飞来飞去的虫子》中，电话簿上的无形状涂鸦，都是典型的涂鸦线索。

和威灵医生锐利的心理洞察力相对，小说里的凶手也经常采用心理方面的诡计。最典型的是恐吓诡计，代表作有《犹在镜中》、《唱歌的钻石》、《时间的问题》。此外《分足先生》的心理密室和《烧毁》里凶手对狗的听觉操纵，也都属于心理诡计。

强调心理学的推理小说不少，但像海伦·麦克洛伊这样持续、稳定地采用心理线索和心理诡计的作家则不多见。这是她和传统推理小说的分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伦·麦克洛伊的拜佐尔·威灵医生系列作品在古典推理小说中是独树一帜的。

继往开来的“理系推理”

海伦·麦克洛伊的很多案情解决需要用到生僻的科学知识。套用日系推理界一个时髦的词汇，就是“理系推理”。和某些日本作家纯粹炫学、可有可无的“理系推理”不同，海伦·麦克洛伊小说中的科学知识总是对案情解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作者自己很好地概括在短篇《飞来飞去的虫子》开篇的第一句话里：

拜佐尔·威灵医生经手的大多数谋杀案，核心线索往往是一条生僻的知识。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死亡之舞》中，作者讨论了毒药引起身体变热的科学依据；《月光下的男人》中，威灵医生通过某种金属的特殊化学性质，推断出死者生前从事的秘密的化学研究；《致命的真相》、《谁的电话？》和短篇《无辜的窃听》中，威灵医生都运用了关于人体感官的生僻知识；《谋杀提示》中的一条核心线索涉及某种特殊的疾病；非系列作品《恐慌》和《冒名者》中，作者相当专业地讨论了多种密码学算法；《三分之二只鬼》的知识竞赛涉及医学和文学的生僻知识，后来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而《时间的问题》里，凶手的心理诡计，其科学基础干脆就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心理学实验。

身为一个女作家，海伦·麦克洛伊能在作品中运用这么多的科学知识，无疑难能可贵。和早年R.奥斯汀·弗里曼、亚瑟·瑞夫开创的“科学侦探”不同，拜佐尔·威灵医生从不使用奇怪的科学仪器（《月光下的男人》的测谎仪除外），也不把科学实验当成是一种常规的侦破手段，而只是用知识来进行推理，这一点非常接近我们即将阐述的直觉主义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