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在中国面临空前机遇和复杂矛盾并存的时代，这样的宏观政治体制安排不再仅仅是一种政治语言和官方宣传，而是中国未来关键２０年之发展所必需的。其实，执政党在宪法框架下的稳定执政对于保障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和强国梦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相信越来越多的国人会真实地体会到这最重要的一点的。我们紧要的任务是建立合理公平的社会分配体系，促进大众福利和大众消费；健全公民社会和民间自治机构，建立全面的利益博弈机制；推广基层民主选举，进行广泛民主实践；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法政治，界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权力，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步伐。

中国崛起策十七

社会福利制度和新的路径

20世纪最大的教训：理想主义的反思

理想，本来是人类社会一个非常神圣的词语，每个人从小都会有内心憧憬的梦想和理想。有的人为了实现童年的理想百折不挠，有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明白了儿时的理想难以实现，因此变得现实主义起来，但是无论怎样，每个人回忆起童年畅谈理想的时代都会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有些伟大的政治家的理想也激励了无数人为一个正义的目标而奋斗，马丁·路德·金的一句演说词"我有一个梦"，就激励了多少美国人为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平权社会而奋斗。

本来，理想和理想主义是一件好事，它象征了人类社会对未来的展望和不懈追求，但是20世纪人类充满希望和痛苦的历史却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教训：理想固然是人类应当抱有的追求，但是任何追求都必须有一个界限，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就可能走向反面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

如果把人类正常的理想主义上升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狂热的思潮，一种激进的、否定人类社会一切现存基础的对终极目标的追求，就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本来，对平等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高尚理想，但是对平等理想的非理性拔高就可能形成反生产力的平均主义，让大家实现了形式上所谓的平等，却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竞争，最后形成大家一起平均穷困的局面；本来人类对天下为公的追求是非常进步和正面的，但是如果把人类对社会目标和公心的追求非理性地拔高为一种意识形态，要求大家完全大公无私，或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候，这样的理想就会走向反面，因为对私心和个人利益的完全磨灭和忽视会严重挫伤工作热情并导致生产效率的大幅度衰退。革命的意识形态固然可以激励人于一时，但是持续地对个人正当权益的忽视最终会导致生产力的下降；本来对经济发展的计划安排作为对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弊端的矫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把一种经济手段的运用非理性地拔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的话，就会严重窒息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并且会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传统计划经济的失败给了我们很多教训和启示，那就是用一种国家大包大揽、完全取消市场机制、价格信号和供需关系的机制来发展经济，可以在特定的时代动用国家整体资源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忽略了千变万化的市场机制和消费者需求，并且无视价值规律的运行，最终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灾难般的后果。列宁说过：真理和谬误仅仅一步之遥。本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美好理想，但是忽略了人类社会本身的权力结构、权力基础和人性对权力的非理性角逐，没有同时实现人类权力制度的约束和权力公有化，就会形成经济制度公有和权力制度约束缺失的局面，如果权力再被一位领袖级人物完全垄断的话，就会形成一种为所欲为和无法无天的局面。不加约束的权力加上完全公有的经济制度被实践证明是有严重缺陷的。

对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化的反思远远不仅限于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主义制度实践的反思，也会扩展到对西方国家理想主义非理性上扬的反思。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相对不太坏的一种制度，但是必须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基础条件相积累和搭配，笔者在前面几篇崛起策的讨论中已经多次提及。如果把人类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完全美化成为一种普世模式，并致力于全球输出，甚至在受阻时采取暴力输出的方式，这也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卢旺达在民主化之后发生的两大种族冲突的悲剧导致在短时间里100万以上的平民惨遭屠杀，南斯拉夫在上世纪90年代巨变后发生的国家一再分裂和民族仇杀的悲剧让整个巴尔干半岛重新处于严重的碎片化状态，这一切虽然不能完全归结到民主制度上去，但是那种不顾各国复杂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自以为是地认为民主制度包治百病或是美国模式适用天下的理想主义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