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敌人倒台了，邓绥开始登上权力舞台。但是她上位得非常聪明——“十四年夏，阴后以巫蛊事废，后请救不能得，帝便属意焉。后愈称疾笃，深自闭绝。”（《后汉书?皇后纪》）

她知道皇后之位空出来以后，和帝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她，但是她称病谢绝，直到“会有司奏建长秋宫，帝曰：‘皇后之尊，与朕同体，承宗庙，母天下，岂易哉！唯邓贵人德冠后庭，乃可当之。’至冬，立为皇后。辞让者三，然后即位”。

辞让再三，说自己德薄不配，连四国进献的贺礼都免了，甚至和帝要升她娘家的官都不肯，“帝每欲官爵邓氏，后辄哀请谦让，故兄骘终帝世不过虎贲中郎将。”

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再三谦让是避嫌疑，免贺礼升爵是求世誉，邓绥在和帝死后还释放了阴后的家人，“还其资财五百余万”。

所有一切都是政治斗争的手段，她的高明就在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说从前的邓绥是以顺从女性的角色来自保，那么入宫给了她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宫廷斗争的环境里面她成长了，也成熟了，同时内心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这种觉醒不再是家族小女儿的游戏之谈，而是纵横天下。

纵横天下

元兴元年，和帝崩，长子平原王有病，而诸皇子都夭折了，前后十数，后来生的都悄悄养于人间。殇帝生始百日那天，邓绥迎立为帝。她被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

她以皇太后的身份诏告天下。诏书里，自称“朕”——“皇帝幼冲，承统鸿业，朕且权佐助听政，兢兢寅畏，不知所济。深唯至治之本，道化在前，刑罚在后。将稽中和，广施庆惠，与吏民更始。其大赦天下。自建武以来诸犯禁锢，诏书虽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复为平民。”（《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

邓绥幼年便排斥的那个时代的女性定位，终于在大权在握时显露了出来。称她为反抗女性角色的斗士并不过分——她要做很多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

东汉中期，政事已经渐渐衰落下去，但是邓绥的执政却让这个政权维持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她虽不能与后代盛世相比，但是她尽了一个贤明的执政者的力量。

虽然重用娘家人，但是她对邓氏宗亲极为严厉，亲属犯罪，无所假贷。

从节俭做起，禁绝地方的贡物，每年只供纸墨而已。接连下诏大赦天下，又削减宫内日常的费用，自己朝晚只一肉一饭。郡国进贡的东西全部减半，卖掉上林苑所养的鹰犬。后宫多余的侍女，以及宗戚因获罪而沦落为官婢的一律出宫婚嫁。对内精简冗员，减去宫内老弱无用之吏500余众。

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日夜操劳，躬自处置，增收节支，减轻赋税，救济灾民，终使岁还穰丰，因此汉政权得以渡过难关。

元兴二年夏，京师大旱，不见一点雨。邓绥亲自去洛阳了解旱情，审查冤狱。有个死囚因屈打成招，见到邓绥，畏惧官吏不敢喊冤。邓绥便详细问他所犯之罪，于是为他昭了雪，并立刻将洛阳令下狱抵罪，严惩执法不实之徒。结果，她的车驾还未回到皇宫，天上就下起了大雨，百姓们说这是邓太后的贤仁感动了上苍。

这个时候的邓绥，是最快乐的，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定位让她感到束缚、感到压抑，但是机缘巧合，命运却给了她一次施展抱负的机会。她不是皇帝，却大权在握，她可以纵横天下。

但是这个时候邓绥也是恐惧的，她知道自己站在了一个男权社会的中心。自己是一个女人，做得再好，在别人眼里终究是个女人，不是所谓“正道”，还比不上无道昏君。

正是因为四面是敌，她死都不愿放手。

小皇帝死后，她不肯立和帝的长子。为了一直控制大权，她拥立十几岁的清河王刘安为安帝。安帝长大了，本来该继位了，但是她一点没有放权还政的意思。她害怕，也不肯。

司空周章多次上书，要求邓后将政权交还安帝，她置之不理。于是周章便联络亲信，想通过谋变的方式让她把权力交出来，事情败露后，周章畏罪自杀。

自此，她提高了警惕，臣下的奏疏中，凡有提到要她归政者，便严加惩处。郎中杜根，看不出行情，依然上书请邓绥归政。她大怒，令人将杜根装在大布袋里，用杖活活打死，然后弃尸城外，还不许他的家人收尸，结果尸体在荒郊野外，被狗吃了；平原郡吏成翊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也奏请太后归政，被坐罪系狱；越骑校尉邓康，屡劝太后隐退深宫，邓绥不从，将邓康罢免官职。

邓绥不肯交出权力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本来荣华已极，贵不可言。只不过自幼年开始，她便对封建社会的女性的定位产生了一种反抗，她一生都在反抗着这种定位，自我意识过度觉醒的她决定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她得到了，焉能轻易放弃？

但她最终还是失败了。她死了，政权归于安帝，宗族被灭——这是一个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突围的代价。

但也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虽然她一直反抗女性的定位，但她的老师班昭写出了后代女性三从四德的道德典范性作品——《女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