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到肯德基餐厅。火车晚点两个小时。让人窒息的候车室里飘荡着柔美的女声。他本来打算去软席候车室里坐坐，一询问，门票要收二十元。太贵了。还是肯德基餐厅好。座位是免费的，空调是免费的，那些美女香喷喷的脸蛋也可以免费欣赏。他要了一杯可乐，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无聊地翻着。

他南边是一块巨大的玻璃。玻璃在中国古代亦称为琉璃，是一种透明、强度及硬度颇高，表面平滑及不透气的物料。玻璃挡住了风，也挡住了外面的世界。人潮汹涌的街道上有一个还残存了一点儿人形的乞丐，是少年，分辨不出其性别，双腿比麻秆还细，一只弯曲着翘在脑后，另一只古怪地塞在肋下，腹部扁平，像一块用过多年发了霉油腻发亮的破麻袋，右手是一团光秃秃的肉球，鸡爪似萎缩了的左手扒在供挪动的带着滚轴的木板上。乞丐的脸是小小的一块，大大的眼睛占据了脸部约三分之二的位置，不过里面没有任何表情。

他收回视线。他的东边是一男三女。男人白皙秀气，在说话，屈起的手指不断地有节奏地敲打着餐桌。男人说自杀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形式，是一个愚蠢的命题。那三个女人在听，一个听得专心，两个听得不专心，其中一个剥手指甲，一个看窗外，但一起频频点头。

他北边是两男两女。女人在翻《瑞丽》，两个梳着小辫子的脑袋凑在一起，像一对仙人球。男人各自看着手提电脑。他们不交谈，也不看对方，当对方是隐形人。也许他们是两对已经互相厌倦的狗男女，也许是四个对彼此毫无兴趣的孤家寡人。

西边是一对男女。男人约四五十岁，方头阔脸，红红的酒糟鼻梁上架一副无框金边眼镜，颌下蓄一绺山羊胡子，十根指头上都有各种款式与材质的戒指，颇有行为艺术家的气度。女人年约二十，眉极浓，唇极红，粉极多，脸上似套着一只无比妖媚的精致面具。女人的手平放在案几上，男人的手覆盖其上。他们相互对视，含情脉脉。时间在他们中间打了一个顿号。他们或许以为这就是天长地久。又或许这就是真正的天长地久。与年龄无关，与职业无关，与地点无关，与品味无关。

他对面是一个女孩。女孩的头发是金黄的，这是染的；脖子是雪白的，这不是染的。

女孩在对着一个紫蓝色的手机喷口水。他手背上那块像蝴蝶一般飞动的烫痕因为女孩口水的濡湿而愈发生动。他没有挪位置。他喜欢这样肆无忌惮的女孩。她们在床上想必也会同样疯狂。他注视着女孩裸露的脚趾头，把沾满女孩口水的可乐往嘴里倒去。

他听见那个讲自杀的男人的话题已经转换成“爱”——爱是向对方投降跪倒，并恳求对方最好能摸出小刀剜出自己的心脏。男人讲得一脸伤痛。

他微笑起来。这时，从狭窄的楼梯处上来几个年轻男人。其中一个被另外一个一绊，立刻仆倒在女孩鼓鼓囊囊的胸脯上。女孩站起身，褐色的眼珠子里面泛起蓝光，略带扁平下颌微翘原本堪称圆润的脸庞瞬间已被拉长至五十公分。

女孩可能想说什么，也可能是想骂什么，另外一个男人又用自己结实的肩膀再一次撞击女孩愤怒的胸脯，这一回，女孩被干脆利落地撞下了楼。

他也起身下楼。楼梯无限延伸。

楼梯意味着什么？上还是下？生还是死？明与暗？快与慢？轻与重？一只脚跨在这边，一只脚跨在那边，而“这边”与“那边”无疑是“人”这一撇一捺各自的支点，它支撑起人的重量与意义。若两只脚同时停留在一个台阶上，那么楼梯就要成为静止的牢笼，会有灰尘落下，这些灰尘一定要把处于牢笼里的人同化为灰尘，其作用机理等同于韦小宝的三大绝技之一——化尸水。

一个大学老师在发言，准确说是一名辅导员，同时也是一位狂热的金庸fans，每月都坚持写一封挂号信寄至由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于一七八六年三月二十日创建的瑞典文学院，沉重地指出，诺贝尔文学奖已经错过了卡夫卡、乔伊斯、托尔斯泰、哈代、昆德拉、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易卜生、普鲁斯特、契诃夫、里尔克、高尔基、左拉、瓦雷里、劳伦斯、曼杰什坦姆、阿赫玛托娃，也错过了中国的鲁迅、沈从文、老舍——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耻辱，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受到了普遍的置疑，如今恢复其光荣与庄严，唯一的法子就是找到一位可以给诺贝尔文学奖荣誉的作家，这位作者当然只会是来自中国香港的金庸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