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福田赳夫结束了3年的执政生涯，大平正芳通过竞选接替了自民党总裁和首相职务。福田赳夫当政时期，他是自民党干事长，同时他与福田赳夫都曾在佐藤时代及田中时期任过大臣，同福田赳夫有过良好的合作与交往，可称得上是政治上的同路人。

中日的合作正朝着多领域进行，不仅包括外交，还有经贸、金融、文化交流，可以说友谊交往的渠道在不断扩宽。这对中日两国的发展都十分有利。那么日本政府首脑在中日友谊发展进程上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这里面也有不少阻力和困难，两国领导人又是如何克服和战胜的呢？

中日两国建交的那一刻

铃木善幸从1976—1977年任福田赳夫内阁农业大臣，也曾任过大平正芳时期的自民党总务会长。可以说佐藤荣作、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他们都是同事同僚。特别是中曾根康弘曾先后在佐藤内阁担任运输大臣，防卫厅长官，田中角荣时期又任通商产业大臣兼科技厅长官（国务大臣），福田赳夫时期任自民党总务会长，铃木当政期间他任行政管理厅长官（国务大臣）。铃木执政3年届满，中曾根康弘脱颖而出成了日本首相。

中国人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十分敏感，因为中国人民深受日军侵略的伤害，日本官员到供有战犯灵位的地方去参拜，到底意味着什么？又想表达什么呢？事实上，这种行径严重伤害到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要说的这位日本首相是中曾根康弘。

中曾根康弘，1918年生于群马县高崎市，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毕业（1941年）。1947年起先后14次当选为众议员，历任民主党组织局长（1954年）、自民党副干事长（1955年）、副总务会长（1958年）、国务大臣、科技厅长官（1960年）、自民党宪法调查委员会委员长、科委会委员长（1961年）、外交调查会亚非小组委员会委员长（1965年）、拓植大学校长（1967年）、运输大臣（1967年）、防卫厅长官（1970年）、通产大臣、科技厅长官（1972年）、自民党干事长（1974—1976年）、总务会长（1972、1977年）、行政厅长官（1980年），1982年起连任两届自民党总裁、总理大臣。有趣的是从福田赳夫之后的几任首相都选择了福田康夫当秘书。

这几任首相的演讲稿似乎都经过他的手。可以想象他的位置十分重要，这也是福田康夫日后登上首相宝座的丰厚资源。1984年2月6日，中曾根连任首相发表演说的内容是其以改革和挑战为主题，提出以“自主、合作、创造为旗帜”，创建日本的“宏伟文化和福利国家”。在施政方面他提出三大基本改革设想，即行政改革，精简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提高政府部门效率及整顿公司团体；财政改革，恢复财政适应能力，协调指导国家与地方及民间的关系，以保持社会经济机制的活力；教育改革，改革教育体制，实行教育内容弹性化，教育方式多样化，强调重视家庭和社会教育的结合。他在演说中称21世纪为日本的世纪，主张将实现高度情报化社会置于面向21世纪中长期经济发展重要战略动因的位置。在经济繁荣的背后，他深谋远虑地提出应开创日本经济发展的新路，建议把物质丰富后日本民族能否尊崇高尚情操，尊重人格和礼仪，维护团结，为世界各国所尊敬，作为建设融合东西方文明的日本未来新社会的必备条件之一。他认为改革和挑战势必遇到对日本民族命运的考验，唯有克服这一难关，日本才有希望。

1984年2月6日，中曾根康弘在就职演讲中说：“我再次担负起内阁首相的重责，常常感到目前正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必须加强维护国际间的信赖，坚定地巩固国内的政治体制，为向21世纪迈进做好准备。围绕我国内外环境和时代的潮流，最近明显出现了变革的征兆，我深信我国也应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福利、外交和安全保障等领域，迎接日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