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通过尹承东先生请翻译家施康强先生将信翻译成法文。之后，我要求约见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在比利时使馆魏金凤女士的帮助下，见到了总领事。他看完信说了一句：“我可以帮你签证，但你要用五千美元为你自己担保。”

1999年10月26日，我终于拿到了签证。

10月28日上午，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带着给钱家及帮助过我的同胞带去的茅台、工艺品、中华烟、我的作品等因超重而被罚的旅行包，踏上了波音747飞往法兰克福的721次航班。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721次航班在北京机场晚点近两个小时。

起飞后，我看到电视上标志着航程进度的小箭头慢悠悠地走着，不由得心急如焚。因我在法兰克福的换乘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而且，余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侨领要去机场接我呢。我忧心忡忡，既担心飞机晚点，又担心近九十高龄的钱秀玲老人卧床不起，丧失记忆……因我始终没有跟钱家人联系上，就冒昧地跑去采访了。

九个小时之后，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四十五分，飞机终于降落在世界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而此刻，距离我换乘的四点起飞的4452次航班，只剩十五分钟了。

十五分钟，从这架飞机跑到另一架飞机，中间还要办理签证，换乘手续，寻找登机口……

一迈出国门，我觉得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会外语，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大笨蛋，有嘴不会“讲话”，有眼不会“看路”，有腿不会“走路”，跟傻瓜没什么两样。以往去俄罗斯，能照葫芦画瓢把自己的住址写下来，但今天这招不灵了，时间不允许。

机舱门一打开，我就像百米冲刺似的第一个冲出舱门，不顾一切地向机场大厅跑去。可我看不懂指示标志，不知签证处在哪里，不知登机口在何处。手掐机票和护照，背着相机和录像机，拼着两条并非年轻的长腿，像瞎虻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见到机场工作人员就将护照和机票举给人家，一名黑人警察在我的机票上写下“B10”的字样，人家叽里呱啦地说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懂，只能按照人家的手势拼命往前跑……到了B10登机口，一名工作人员急忙把我送上空无一人的大巴，大巴拉着我一个人向远处的一架小型客机驶去……

我登上客机不到一分钟就起飞了，随机的行李都没来得及送上来，第二天才送到。

一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布鲁塞尔机场。从未见过面的余美和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张绍唐会长夫妇、张翼翔会长、陆惟华秘书长等侨领，都来机场接我了，随后在张绍唐会长的餐馆里宴请了我。

后来朋友们取笑我：“雅文，听说你在法兰克福撵上飞机了，你可真行啊！”

我知道多亏我这两条当过运动员的长腿，以及一颗健康的心脏。否则，别说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太婆，就是年轻小伙子在这么短时间“撵”上飞机也不容易。可是三年后，我这颗强健的心脏却变成了一只破筛

子……

四

香港作家阮次山先生说：“如果一个人年过三十，胸中的理想依然存在，他必然会有前途。就是做一个升斗小民，也可以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升斗小民。”

说来惭愧，一个穷作家倾其家中全部，满怀信心地跑到欧洲来采访，在国内的自尊及成就感在这里却被囊中羞涩这个最现实的生存问题剥得精光，就像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光溜溜地躺在餐盘里。那缝在内裤里很怕被小偷偷去的几千美金，在这根本算不上钱，连住旅馆、吃几顿像样正餐都不够。

头几天，我住在张绍唐会长在新鲁汶开的餐馆里，顺便采访了张会长夫妇及上海联谊会的侨领，写了一篇专访发在《欧洲时报》上。但新鲁汶距离钱秀玲居住的布鲁塞尔市区六十多公里，为了采访，我决定搬到布鲁塞尔市里。

可是，跑了几家旅馆都太贵，最便宜的一天也要一千六百比利时法郎，折合人民币四百多元。后来总算找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华侨女人临时出租的房间，每天四百比利时法郎。房间在四楼，很久无人居住，走廊里没灯，房间里没暖气，连褥子、被、枕头都没有，只有一张光板铁床，一扇窗户没有玻璃，钉着一张纸板，纸板钉得不严，冷风一吹啪啪直响。